“的补给舱里“借“出来的。好运牌香烟是美国兵的最爱，那种带有薄荷味的、清凉的烟草，能暂时麻痹神经，能暂时忘记痛苦。口香糖是箭牌的，能清洁牙齿，能缓解口渴，能在没有水的时候提供一点唾液的湿润。
他把物资转交给闪电后，又说了些安慰的话。
麦基站在一棵榕树下，脸色阴沉，他接过物资，没有道谢，只是点了点头，像一位正在接收某种微不足道的、贡品的君主。
“拉姆斯，“他说，声音像砂纸打磨木头，“告诉麦卡蒙，我们留下。但不是因为他。是因为亨特。是因为雄狮。是因为——“他顿了顿，目光移向那些正在输液的、剪掉裤子的士兵，“因为我们都走不了了。“
杨希真在一边拿出笔记本，顺便把查帕堤的情况做了记录。用铅笔记录下每一个数字——伤员人数、病患人数、弹药存量、食品存量、以及那些无法量化的、正在慢慢消失的、士气。他的字迹工整而清晰，像一位正在完成某种神圣使命的、虔诚的书记员。之后他才再跟布林德一起离开。
他们乘坐吉普车，沿着那条泥泞的“公路“返回。后视镜里，查帕堤的竹屋在雨雾中渐渐模糊，像一幅正在被水洗去的、古老的水墨画。布林德抱着空了的铁盒——金尼逊的骨灰已经交给了亨特，但现在他手里又多了另一个盒子，里面装着从查帕堤收集的、那些无法辨认的、混合在一起的、劫掠者的遗物。
回到西机场已临近黄昏。
云层重新合拢，像一床潮湿的、不透光的被子。夕阳从缝隙中挤出最后一缕光，照在跑道上，反射出湿漉漉的、近乎刺眼的、血红色的光。
杨希真见跑道两侧又多了很多或躺或坐、疲倦不堪挂着彩的中方士兵。他们像一群被遗弃的、正在慢慢腐烂的庄稼，覆盖着白色的、被雨水浸透的床单。有些床单下露出一只苍白的手，有些露出一只穿着草鞋的脚，有些则什么都露不出来——因为尸体已经被包裹得太严实。
杨希真赶紧去问，原来被困火车站的150团两营终于通过白刃战自行杀出突围，刚回到西机场收容整顿。
欧阳爵做到了。
那个年轻的广东副营长，在江边仓库里坚持了两天两夜，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组织了一次近乎自杀的、夜间白刃突围。他们用刺刀，用缅刀，用拳头，用牙齿，在日军防线的缝隙中撕开了一道口子，但此番伤亡接近500余人，损失十分惨重。
两个营，原本约八百人。现在，能自己走回来的不到三百，被担架抬回来的约一百，剩下的——约四百人——留在了火车站的铁轨上，留在了江边仓库的瓦砾中，留在了伊洛瓦底江的浊流里。
杨希真站在跑道边，望着那些或躺或坐的士兵。
他看见一个年轻的湖南兵——也许来自衡阳，也许来自长沙，也许来自张少奎的同一个村庄——坐在泥地里，怀里抱着一支没有刺刀的步枪，像一位正在守护某种神圣遗物的、孤独的守墓人。他的脸上有一道从眉角到下巴的刀伤，伤口还在渗血，但他似乎没有感觉到疼。
他看见一个年长的军士，约四十出头，在这个年纪本不该出现在前线，躺在担架上，胸口缠着绷带，绷带上有血迹在慢慢扩大。他的眼睛半睁着，望着天空，嘴唇在无声地翕动，一个女护士被临时征召的翻译，跪在一个伤员旁边，正在用绷带包扎他的腿。
无数个不同的、有着各自名字、各自故事、各自梦想的年轻人死去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将不会被记住，将不会被纪念，将不会被写进任何历史书。他们只是数字，只是“伤亡接近500余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这场巨大战争机器中的、微不足道的、可替换的零件。
布林德站在他身边，抱着那个装着混合遗物的铁盒。
“杨，“他说，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我们……还能赢吗？“
杨希真没有回答。他望着天空，望着那些正在降落的、最后一架运输机，望着那些被超低空空投的、还在空中翻滚的物资包裹。他望着跑道尽头，那座红砖佛塔的方向——那里，佛像的降魔印和禅定印正在暮色中保持着永恒的姿势，沉默地注视着这一切。
“能，“他最终说，声音很轻，像一片落叶飘进风里，“但我们必须记住。记住他们。记住这一切。否则，就算赢了，也是输。“
布林德看着他，目光里有某种东西在闪烁——不是希望，不是信心，而是一种更深层的、近乎孤独的、对“同类“的确认。他点点头，把铁盒抱得更紧，像一位正在守护某种不可承受的、沉重的命运。
雨，又开始下了。
在雨幕中，运输机还在盘旋，推土机还在轰鸣，伤员还在**，而死者已经化为灰烬，那些还躺在担架上的、那些即将被埋葬的人，也即将慢慢变成记忆，变成历史，变成某种永远无法被完全理解的、关于人类愚蠢和勇气的、永恒的谜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