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德的箱子，别让人偷了那台破电台。“
托尼噘着嘴，但不敢反驳。
大家边走边谈。
杨希真带着记者团，拉芬在旁边补充战斗细节。他们走过跑道，走过塔台废墟，走过克钦人用降落伞搭建的野战医院，走过堆积如山的弹药箱和急救包。
大部分记者都在了解战斗过程——范迪维尔忙着拍照片，问“伤亡多少““日军抵抗激烈吗““亨特上校在哪里“；路透社的英国记者记录着“中美联军协同作战“的细节，准备发回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则阴沉着脸，问了一些关于“英军贡献“的尖锐问题。
惟独怀特关心的却是密支那和中国战区的关联性。
这让杨希真有些意外。
“杨医生，“怀特直接用中文说，发音带着明显的波士顿口音，但词汇准确，“您认为，密支那的占领，对中国国内战场意味着什么？“
杨希真停下脚步，看着这个戴着圆框眼镜的年轻人。怀特的眼睛藏在镜片后面，像两口深井，平静但不见底。
“意味着……“杨希真斟酌着词句，“公路可以打通。物资可以运进去。国内的仗，会好打一些。“
“会吗？“怀特轻声反问，嘴角浮起一丝苦笑。
他环顾四周，确认其他记者都在忙着拍照片、记笔记，没有人注意这边。然后，他压低声音，用中文告诉杨希真：
“杨医生，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我在哈佛学的就是中文和历史。我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白修德，白色的白，修养的修，德行的德。“
杨希真点点头：“好名字。“
“谢谢。但名字好听，不代表事情好看。“白修德的声音更低了，像耳语，“杨医生，您在国内还有家人吗？“
杨希真的手指微微一颤。他想起箱底那张泛黄的照片。
“有。“
“在河南？“
“……上海。但上海沦陷后，就不知道了。“
白修德沉默了片刻。他的眼镜片在热带阳光下反射出两点光，像某种夜行动物的眼睛。
“我告诉您一些外界不清楚的中国国内战场最新情况，“他说，语速很快，像怕被人打断，“豫中会战，国军一溃千里。不是战败，是溃散。洛阳丢了，许昌丢了，郑州丢了。几十万大军，被日本人像赶羊一样赶着跑。您知道为什么吗？“
杨希真没有回答。他想起田申前两天说的话。
“不是因为日本人太强，“白修德的声音里有一种压抑的愤怒，“是因为我们自己太烂。汤恩伯的部队，在河南横征暴敛，老百姓恨他们比恨日本人还深。饥荒还在持续，去年我报道过河南***，今年更糟。政府征粮，军队抢粮，老百姓吃树皮、吃土、吃人。而重庆……“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远处正在对记者挥手的史迪威。
“而重庆，还在指望密支那。指望这条公路。指望美国人的援助。但杨医生，即使公路打通了，那些物资能到老百姓手里吗？能到前线士兵手里吗？还是会被孔祥熙、宋子文那帮人，转手倒卖到上海、香港？“
杨希真感到一阵寒意。不是因为白修德的话有多新鲜——这些，他在重庆、在利多，都隐约听说过。而是因为，这些话从一个美国记者嘴里说出来，用流利的中文，在这块刚刚被鲜血浸透的跑道上说出来，有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真实。
“您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杨希真问。
白修德推了推眼镜，目光投向北方——那里是密支那城的方向，是丸山房安还在顽守的阵地。
“因为您是中国医生，“他说，“因为您从野人山里爬出来，知道这条命是怎么捡回来的。因为……我想让您知道，密支那很重要，但它不是万能的。即使我们打赢了这里，国内的仗，还长得很。“
他伸出手，递给杨希真一张名片。白色的卡片，上面印着“《时代》周刊，西奥多·怀特“，以及一行手写的汉字：“白修德“。
“如果您以后去重庆，“白修德说，“或者如果您有家人的消息，可以找我。我也许……能帮上忙。“
杨希真接过名片，手指触到纸面的纹理。他想说谢谢，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远处，史迪威的笑声传来，伴随着记者们的快门声和恭维声。胜利的阳光洒在每个人的脸上，但杨希真突然觉得，那阳光很冷。
他把名片塞进胸前的口袋，贴着心脏的位置。那里，隔着一层军服，是箱底那张泛黄的全家福。
而此刻，在密支那城的某个阴暗角落里，丸山房安正站在地图前，右眼皮不再跳动——因为他已经知道了西机场失守的消息。他的手指，正按在“反攻“两个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