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在蜿蜒的山路上颠簸，像是一头负伤的野兽在泥泞中艰难爬行。雨越下越大，雨刷器徒劳地左右摆动，发出令人牙酸的吱嘎声，但挡风玻璃上的水流依然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将前方的世界冲刷成一片混沌的灰白。偶尔有闪电撕裂墨色的天幕，刹那间照亮了路边茂密的丛林——那些参天大树的枝干在狂风中扭曲，如同无数只绝望的手臂伸向天空。
辻政信坐在后座，闭着眼睛，脑海中却是一片翻腾。他的军服已经湿透，黏腻地贴在身上，散发出一股混合着汗水、霉味和血腥气的恶臭。但这气味他已经习惯了。在缅甸的这两年，他早已与这种气味融为一体，仿佛它已经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成为他灵魂的底色。
他想起那个缅甸人的眼神。
三天前，在曼德勒郊外的一栋废弃洋房里，他亲自审讯了一个被怀疑与英军情报部门有联系的缅甸知识分子。那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穿着洗得发白的笼基，戴着一副破碎的眼镜。当辻政信用生硬的缅甸语问他“英国人在哪里“时，那个男人抬起头，用一种近乎怜悯的目光看着他。
那种目光里没有恐惧，没有哀求，只有一种令人窒息的清醒。那种清醒比任何咒骂都更锋利，它像***术刀，精准地剖开了辻政信精心构建的所有伪装。那个缅甸人知道日本会输，就像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一样。他看着辻政信的眼神，仿佛在看一个即将溺死却还在拼命挣扎的人，带着一种残酷的慈悲。
但辻政信拒绝承认。他不能承认。承认失败意味着他这些年的杀戮、掠夺、阴谋都失去了意义。他必须是正确的，帝国必须是正确的，大东亚圣战必须是正确的。否则，他是什么？一个普通的杀人犯？一个贪婪的强盗？一个被野心和疯狂驱使的疯子？
不，他是拯救者。他在拯救日本，拯救亚洲，拯救世界免受白种人的奴役。这个信念像是一根救命稻草，他必须死死抓住，哪怕他的指甲已经断裂，哪怕他的手掌已经被割得鲜血淋漓。
汽车突然一个急刹车。辻政信的身体猛地前倾，额头差点撞上前座的靠背。
“怎么回事？“他睁开眼，声音里带着压抑的怒火。
“报告大佐，“司机的声音有些发抖，在雨声中显得格外脆弱，“前面……路上有东西。“
辻政信推开车门，雨水立刻浇了他一身。冰凉的雨水顺着他的领口灌进去，让他打了个寒颤。他走到车头前，看见路中间躺着一个人——或者说，一具尸体。那是一个缅甸农民，穿着破烂的隆基，赤着双脚，脚趾间还嵌着干涸的泥土。他的身体已经被雨水泡得发白，皮肤呈现出一种诡异的灰白色，像是一条被遗弃在岸边的鱼。他的胸口有一个弹孔，周围的血迹已经被雨水冲淡，变成了一圈淡淡的粉红色。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尸体的周围爬满了黑色的蚂蚁，它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在那张曾经鲜活的脸上进进出出，仿佛那只是一块普通的腐肉。
辻政信蹲下身，面无表情地翻起死者的手腕。上面没有手表，手指上也没有戒指。已经被搜刮过了。也许是路过的日军巡逻队干的，也许是土匪，也许是那支神出鬼没的钦迪特部队。在这片土地上，死亡已经如此寻常，甚至连凶手都懒得掩饰。生命在这里变得比草芥还轻，比尘埃还贱。
他站起身，对司机说：“搬开，继续走。“
司机和副官合力将尸体拖到路边，像拖一条死狗一样毫不费力，然后扔进了排水沟。尸体滚落时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随即被湍急的雨水吞没。汽车重新发动，碾过地上的血水和泥浆，继续向前。车轮碾过的地方，泥水四溅，仿佛大地本身也在哭泣。
辻政信从怀里摸出那枚金币，在黑暗中摩挲着。金币上的菊花纹章已经被他的体温焐热了，在闪电的照耀下闪烁着微弱的光芒。崇仁亲王给他这枚金币时说了什么？“辻君，帝国的未来，就拜托你们这些少壮派了。“
少壮派。辻政信咀嚼着这个词，感觉它像一块石头一样沉重。他想起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那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军官在东京的暴风雪中举事，要求“清君侧“。他当年也是其中一员，虽然因为驻外而没能参与，但他的心在东京，在那些为了“皇道“而流血的人身上。他们相信，只要铲除那些腐败的财阀和政客，只要让天皇直接统治国家，日本就能焕然一新，就能征服亚洲，就能与德国一起瓜分世界，建立一个永恒的东亚新秩序。
九年过去了。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投降了，在北非被赶进了地中海，在诺门罕被俄国人打得头破血流。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已经被吊死在米兰的广场上，尸体像一头死猪一样被倒挂着示众。而日本，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正在太平洋上节节败退，塞班岛失守只是时间问题，接下来是菲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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