跺着脚。麦凯恩刚出现，几支话筒立刻越过前面的人递了过来。
他的新闻秘书南希上前半步，试图护着他快速走向停在路边的黑色SUV。
“参议员！”
一个记者的声音从人群里穿了出来，“市场还在暴跌，很多专家都在说TARP法案的设计有根本性问题——”
“参议员今天后面还有行程——”南希试图挡住。
但另一个声音很快压过了她：“参议员，有专家说政府直接向银行注资是更有效的办法，但保尔森部长似乎不敢这么做。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麦凯恩的脚步停了一下。
这个问题其实没有多尖锐，甚至完全在预案之中，有一整套标准话术可以应付。他听过比这更刁钻一百倍的问题。
戴维斯已经走到他身边。
“参议员，我们该上车了。”
他说得很轻，意思却很清楚——不要回答这个问题。
上车。
走人。
下一站还有活动。
麦凯恩看了戴维斯一眼，又看向停在几步之外的那辆黑色SUV。
司机已经把车门打开。车里温暖、安全，没有镜头，没有伸到脸前的话筒，也没有一个可能在十分钟后被剪进晚间新闻的问题。
只要再走几步，他就能坐进去。
南希会留下处理记者，戴维斯会在车里告诉他接下来的行程，而他可以把这个问题留给下一次，留给一个准备得更充分、更适合表态的场合。
比如周二的辩论。
到那时团队可以提前推演，经济顾问可以把每一种方案的利弊整理成几页纸，新闻组可以测试措辞，甚至可以提前猜到奥巴马最可能从哪个角度发动攻击。
这很合理，甚至可以说，这才是一个总统候选人应该做的事。
然后他想起了两个小时前那个钢铁工人坐回座位时的眼神。
那没有愤怒，但麦凯恩想他应该是失望的，“我知道你不会真正回答”的失望。
麦凯恩忽然意识到，自己又在替自己寻找下一次。
下一次再说。
等准备好了再说。
等场合合适了再说。
等不会犯错的时候再说。
几天前，在办公室里，他对着那份文件夹说过：“选民有权知道我是谁。哪怕他们知道之后，选择不投给我。”
那句话当时说得很好听。
好听到连他自己都信了。
可如果所谓“做回自己”，也必须等到风险被幕僚计算清楚、措辞被反复推敲、所有可能的攻击都提前准备好回应之后才敢发生，那么三天前那个深夜里的决定，到底算什么？
一个人在没人看见的时候对着墙壁发誓，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有人把话筒递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还认不认那句话。
麦凯恩已经走到了车门旁边，戴维斯的手还扶着门，再往前一步，他就可以结束这一切。
但麦凯恩没有上车。
他停下，然后转过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