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共的地下组织把城里的情况用地下电台传了出来。
德田在福冈的中央委员会办公室里收到电报之后，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他给前指回了一封电报，只有一句话：
“请联军继续推进。
不要停。
我们的人正在城里组织百姓们反抗。我们需要联军的炮声帮我们撑腰。
如果联军停下来，军部会把所有孩子都绑上炸药。
如果联军继续打，军部就来不及做完。”
东大的同志把电报看了两遍，把细木棍在地图上重新拿起来。
他指着东京市区说：
“推进暂缓，但炮击不停。
每天定时炮击外围军事目标，不打居民区。
炮声要让城里的人听到。
让军部知道我们还在。
让老百姓知道我们还在。
救援组的行动继续。
同时，通知德田同志——请他在城里组织好乡亲们，告诉他们联军在哪个方向，告诉他们从哪条路能走出来。
我们在这边接应。”
命令下达了。
炮击恢复，但炮弹只落在日军已知的军事据点和弹药库上，居民区一栋房子都不碰。
炮声每天响两回，清晨和傍晚，每次二十分钟。东边的三条通道保持开放，日共的联络员在通道两侧的废墟里贴上手写的指路标语。
从城里逃出来的母亲们沿着这些标语往东走，走到接待站，登记，然后被问一句话——“你家里有没有孩子被带走了？”
如果有，她们会被带到一张桌子前，桌子上摊着一张东京市区的大地图，地图上标注着联军已经解救的孩子的名字。
母亲们趴在地图上找，找到一个名字，手就抖。
找不到，手也抖。
有的人找到了，哭着笑；有的人没找到，站着不动，眼泪从脸上淌下来，一句话也不说。
从一月下旬开始，东京城里的反抗声越来越大。
不是武装反抗——母亲们手里没有枪。但母亲们有嘴，有腿，有把整个城市走遍的力气。
她们在宪兵队门口哭，在义勇队集合点门口跪着，在少年突击队的营房外面喊孩子的名字。
宪兵打她们，赶她们，抓她们。
但人越抓越多，哭声越赶越响。
到最后，有些义勇队的士兵——他们自己也是父亲，也有孩子被编进了少年突击队——开始悄悄放人。
一个宪兵军曹后来在战俘营里说了一句话，被记录在案：
“我放了五个孩子。每放一个，我就在名册上划掉一个名字。
我知道名册对不上了，但我没办法。
我看着那些孩子被带走的时候，我想起了我自己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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