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千古。后来北宋太祖赵匡胤统一天下，极为赏识此文的治国理念，特意摘录其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四句，定为天下州县官箴，命名《戒石铭》，诏令全国各郡县刻石立碑，置于公堂之前，成为后世千年官场的廉政警示标杆。
除立规立德之外，孟昶对贪赃枉法、残害百姓的贪官污吏绝不姑息、严惩不贷。眉州刺史申贵，身居地方要职却贪婪卑劣、暴虐无道，在任期间大肆搜刮民财、横征暴敛，为谋取贿赂，暗中指使州府属官恶意诬陷无辜百姓为盗贼，罗织罪名、敲诈勒索，全州百姓饱受残害、民怨沸腾。
恶行败露、被人告发之后，孟昶即刻下诏查办，先将申贵贬为维州司户，流放远地，念其残害一方、罪无可赦，行至犀浦之时，再下诏赐死，以重刑震慑天下贪吏，彰显肃贪爱民的决心。
同时，孟昶深刻反思前朝张业、王处回执政时期权臣专断、政令壅塞、言路闭塞、下情难达上听的朝政弊病，为畅通民情、广开言路、体察民间疾苦、及时纠正政务过失，于广政十一年（948年）特设匦函，专门收纳天下百姓、官吏的上书陈情、冤屈诉状、时政建言，后续更名为献纳函，制度化打通上下沟通渠道，杜绝蒙蔽视听、政务僵化之弊。
广政十二年（949年），孟昶进一步完善国家选官制度，正式恢复设置吏部三铨、礼部贡举，规范官员选拔、考核、升迁体系，通过科举取士甄选天下贤才，摒弃门阀勋旧世袭陋习，优化官僚队伍结构，持续净化后蜀吏治生态。
孟昶执政前期，始终以休养民生、固本安邦为核心，推行劝农恤刑、轻徭薄赋、崇文兴教的仁政，全方位复苏蜀地经济、繁荣巴蜀文化。
农事为国之根本，孟昶即位之初便专门颁布《劝农诏》，严令天下各州刺史、各县县令，以劝课农桑、安抚百姓为第一要务，督导民众开垦荒地、耕种五谷、植桑养蚕、发展纺织，全力恢复农业生产，鼓励百姓安居乐业，夯实国家民生根基。
刑罚方面，他心怀仁恕、慎用刑狱、体恤人命，严格约束司法官吏，审理案件务求公允，每遇死刑重罪，多有怜悯宽减，杜绝滥杀滥刑、冤狱丛生，一改五代乱世严刑峻法、草菅人命的暴政乱象，蜀地狱讼清明、民心安定。
文教领域，孟昶尤为重视文化传承与教育发展。他大力修缮学宫、兴办州县学校、广招学子、普及教化，同时组织文人学士勘定整理儒家典籍，镌刻蜀石经，系统保存儒家经典文献，弥补五代战乱造成的文化断层，让饱经战乱的巴蜀之地文风大振、儒风兴盛。
得益于孟昶十余年的勤政善治、休养生息、清明吏治，加之蜀地本身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水利发达、得天独厚，后蜀迅速迎来五代乱世中罕见的太平盛世。史载彼时蜀中久安、四海无事、百姓富庶、物价低廉，斗米仅值三钱，民生富足、安居乐业。
成都都城繁华鼎盛、市井繁荣，城中子弟久居太平，不识田间疾苦、不辨菽麦禾苗；国库充盈、金币堆积、府库丰饶，民间市井弦歌不绝、乐声盈巷，百姓宴饮欢聚、市井繁华，昼夜不绝，一派太平富庶、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在战乱分裂、生灵涂炭的整个五代十国时期，蜀中经济富庶程度、文化繁荣程度、社会安定程度，皆稳居全国首位，成为乱世之中难得的一方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