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听闻权倾朝野、气焰滔天的李仁罕竟被新君瞬息诛杀、族灭全家，李肇瞬间惊惧失色，当场丢弃拐杖、伏地跪拜、惶恐请罪，不敢再有半分骄矜。即便其已然服软，孟昶依旧不念旧功、不留隐患，当即下诏勒令李肇即刻致仕辞官，永久流放邛州安置，终生不得起用，彻底杜绝老将干政跋扈的隐患。
李仁罕被诛之时，其外甥张业正执掌后蜀禁军兵权，手握京城卫戍重兵，势力庞大、根基深厚。孟昶顾虑新君初立、朝局未稳，贸然诛杀张业恐引发禁军兵变、朝野动荡，于是选择隐忍安抚、曲意任用。他非但未追究张业亲族之罪，反而破格擢升其入朝拜相，后续又加授司马、兼判度支，将朝政、财政大权尽数交付，暂时稳住这一高危权臣。
可惜张业毫无感恩敬畏之心，亦不知收敛避祸、低调自保。手握将相大权、总揽财政之后，愈发贪婪暴虐、肆无忌惮：强行低价强买百姓田宅、霸占民产，大肆收容各地亡命之徒、私蓄势力，甚至在自家私宅私设刑狱，专门关押拖欠债务的百姓，严刑拷打、经年囚禁，无数百姓冤死私狱之中，蜀中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
隐忍十七年、坐稳帝位、掌控全盘局势的孟昶，终于在广政十一年（948年）时机成熟。他效仿诛杀李仁罕之策，趁张业入朝奏事之际，当庭将其抓捕诛杀，随即下诏公示其贪赃枉法、私设刑狱、残害百姓、祸乱朝纲的累累罪状，抄没其全部家产，彻底清除这一祸乱朝堂的巨贪权臣。
继张业之后，长期专权恣肆、堵塞言路、贪纵不法的枢密使王处回，凭借开国旧恩久居中枢、把持机要；战功卓著、久镇大藩的开国元勋赵廷隐，坐拥巨额金帛财货、府邸奢靡、权势滔天。二人先后被孟昶下诏罢除中枢要职、解除实权，逐出朝堂核心。
历经十五年持续的权力清算与朝堂整顿，孟知祥遗留的跋扈故将、专权旧臣几乎尽数罢黜诛杀，困扰蜀地多年的勋臣跋扈、权臣乱政之弊彻底根除，朝堂纲纪焕然一新，君主集权彻底稳固，为后续吏治改革、民生休养扫清了最大障碍。
肃清跋扈勋臣之后，孟昶将治国重心全面转向吏治整顿，针对后蜀长期遗留的官场积弊大刀阔斧改革。五代乱世藩镇割据成风，后蜀各地节度使大多由朝中将相重臣兼任，常年身居成都、流连京师，从不亲赴治地履职理政。
各镇节度使常年缺位，地方军政大权尽数交由幕府僚佐、亲信属官代管。这些代管小吏无朝廷管束、无为官底线，上任之后唯利是图、一心聚敛钱财，全然荒废政务、懈怠民生，导致地方吏治败坏、赋税分配不均、豪强兼并横行、百姓冤屈无处申诉，州县积弊深重、民困已久。
针对这一顽疾，孟昶于广政四年（941年）推行关键吏治改革：全面罢免武将遥领藩镇、虚挂节度使之职的乱象，甄选清廉贤能的朝中大臣出任地方节度使，强制官员亲赴属地到任视事，坐镇州县、亲理军政民生，彻底终结“重臣居京、小吏乱政”的地方乱象。
为规范百官言行、树立为官准则、警醒地方官吏，孟昶亲自撰写《官箴》一文，全文直白恳切、直击吏治弊病，阐明为官清廉、勤政爱民、秉公执法、体恤民生的核心准则，颁布天下各郡县，令所有地方官吏诵读恪守、躬身践行。
这篇诞生于五代乱世的廉政名篇，影响力跨越朝代、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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