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福七年（942年）六月十三日，后晋高祖石敬瑭久病崩殂于邺都保昌殿，终年五十一岁，朝廷定其庙号为高祖。
石敬瑭在位六年，外屈事契丹、岁贡无虚，内姑息藩镇、纵容骄将，虽赖桑维翰居中维持，勉强稳住残局，却始终未能根治唐末以来藩镇割据、武人跋扈的积弊。连年内乱迭起、天灾频仍，中原民生残破、国力耗竭，待到其末年，后晋早已外强中干、隐患丛生。
石敬瑭子嗣本就单薄，且多数幼年早夭、不得长成，仅剩幼子石重睿尚且在世，年纪稚嫩、尚未成人，根本不足以独掌社稷、驾驭乱世群臣。石敬瑭弥留之际，深知主少国疑、乱世危殆，曾有意托孤重臣冯道，令其辅佐石重睿继位、主持朝政、安定内外，欲保后晋社稷安稳。奈何仓促崩逝、遗诏未定、朝局动荡，文武群臣皆虑幼主临朝难以压服骄兵悍将与四方藩镇，最终托孤遗愿未能落地。
国不可一日无君，朝野权衡之下，石敬瑭之侄、养子石重贵被拥立登基，是为后晋出帝。石重贵生父石敬儒，为石敬瑭长兄，早年追随后唐庄宗征战，任职军中将领，可惜英年早逝。石重贵自幼丧父，孤弱无依，石敬瑭念及兄弟情义，将其收养于宫中，视同己出、抚育成人，自此石重贵兼具侄、子双重身份，名位正统、易于服众，遂在高祖崩后承继大统。
七月，新帝登基、大赦天下，以此安抚朝野、笼络人心。为稳固初登帝位的统治根基、安抚四方藩镇，石重贵大肆施恩、普加官爵，内地诸镇节度使尽数进阶加恩，同时对割据一方、相对臣服的藩镇势力厚加封赏，荆南高从诲、南楚马希范等南方割据诸侯皆获朝廷加官进爵、赏赐礼遇，暂时稳住南方边境与外藩局势。
八月，持续数年的襄州安从进叛乱彻底平定。历经半年围困、血战破城，荆襄战火终息，当地百姓饱受兵灾围城之苦，田园荒废、粮储耗尽、民生凋敝。朝廷为收拾残局、安抚流民、恢复地方秩序，特地下令在襄州全境开仓放粮、赈济饥民，同时豁免当地百姓屋税等各类杂项苛税，减免战后赋税徭役，稍稍缓解荆襄民生疾苦。
十一月，朝廷筹备帝陵葬礼，将石敬瑭正式安葬于显陵，完成国丧大典，后晋权力交接彻底落幕，朝政全面转入出帝石重贵时代。
石重贵初即帝位，年少气盛、性情刚愎，一改石敬瑭卑躬屈膝、媚辽事虏的国策，朝野对外政策骤然剧变。当时朝中近臣景延广执掌宿卫兵权、深受新帝信任，此人素来强硬、鄙视屈身异族，力劝石重贵摆脱契丹附庸身份，主张对契丹称孙不称臣：承认石敬瑭与耶律德光的祖孙名分、维系名义亲缘，却拒绝后晋作为王朝向契丹称臣纳贡、俯首听命。
这一政策彻底颠覆石敬瑭时代的外交底线，瞬间激化晋辽矛盾。在契丹看来，后晋本是自己扶立的藩属臣国，岁岁称臣、纳贡听命乃是定制，如今新帝骤然改弦更张、去臣称孙，无异于背恩叛辽、割裂君臣名分。辽太宗耶律德光大为震怒、心生伐晋之意。与此同时，长期滞留契丹、深受耶律德光器重、妄图借辽力南归中原夺权的后唐旧将赵延寿，趁机极力游说、煽动怂恿，力劝耶律德光趁后晋新君初立、朝局未稳、天灾四起之机，大举兴兵南寇、征伐中原、重定晋辽秩序。晋辽大战的祸根就此埋下，北疆战云密布、山雨欲来。
祸不单行，外交危局之外，后晋国内天灾全面爆发。自天福七年下半年起，中原大地爆发大规模蝗灾，飞蝗蔽天、连绵不绝，跨州连郡、蔓延数月不曾停歇，田间禾稼尽数被啃食殆尽，秋收颗粒无收，无数百姓陷入无粮可食的绝境，天下民生岌岌可危。
天福八年（943年），后晋全境爆发特***，叠加连年战乱、持续蝗灾，粮食彻底断绝，粮价飞涨、斗米千钱，贫民无力购粮，饿殍遍野、流民四起。至二月，仅河东一地，百姓为躲避饥荒、苛税、灾荒，弃家逃亡的民户便多达七千七百五十九户，可见民生破败之惨烈。同月，石重贵结束邺都驻跸，率众返回东京开封，正式以汴州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