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通；拆寺所得铁器，交由地方州县铸造农耕器具，助力农业生产。所有还俗僧尼，一律归籍落户，成为国家正式两税户，承担赋税徭役；外籍僧尼悉数遣返本国。
四、毁佛成果与对外来宗教的全面肃清
经过会昌年间数年持续整顿，大唐宗教格局彻底重塑，改革成效极为显著：
全国累计拆毁正规寺院四千六百余所，拆除民间私建招提、兰若四万余所；二十六万余名僧尼强制还俗，编入国家户籍、缴纳赋税；没收寺院霸占的膏腴良田数千万顷，盘活大量荒废土地；解放寺院私蓄奴婢十五万人，全部转为国家两税户。
除佛教外，朝廷对隋唐以来传入中原的各类外来宗教全面整顿，祆教、摩尼教、景教、回教一并遭到禁断：天下大秦寺（景教）、摩尼寺尽数拆毁；回鹘系外来教徒尽数斥逐，多数死于流离途中；京城七十名女摩尼僧无家可归、尽数自尽；两千余名景教、祆教僧人全部勒令还俗。三千余名大秦穆护、祆教信徒被迫回归民籍，外来宗教在中原的传播遭到毁灭性打击。
此次改革彻底摧毁了庞大的寺院经济，极大充实了国家户口、税源、土地储备，缓解了中晚唐以来人地失衡、税源流失、国库空虚的核心难题。大量闲置良田回归农耕、无数劳动力重归生产，有效激活了社会生产力，稳定了国家财政体系。
五、会昌毁佛的多重深层动因
唐武宗推行大规模毁佛改革，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经济、政治、个人信仰、皇权合法性多重需求叠加的结果。
其一，经济立国之需。晚唐国库拮据、边战频繁、开支浩大，而寺院坐拥万顷良田、亿万财富，完全免税免役，不事生产、耗民耗财。武宗在诏书中直言：天下寺院建筑奢华壮丽、规制逾制，甚至规模胜于皇宫；佛门坐拥巨产却分文不纳、寸土不税，是国家财政最大漏洞；僧尼冗众、游手好闲，大量劳动力脱离农耕生产，导致田地荒芜、民生匮乏、国用不足，严重危及王朝长治久安。裁寺汰僧，本质是国家收回流失的土地、人口、财税资源。
其二，个人崇道信仰。武宗本人极度尊崇道教，即位之初便征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宫，在皇宫三殿设立金箓道场，亲自斋戒受箓、修习道法。赵归真等道门近臣常年侍奉左右，屡次进言诋毁佛教，借机炮制谶言：“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便有黑衣天子理国。”时人谓僧衣皆黑色，“黑衣天子”即暗指僧人窃据气运、干扰李唐国祚。此论深深触动武宗，成为其决意彻底抑佛毁佛的重要精神动因。
其三，皇权正统合法性塑造。史学界另有重要论断：唐武宗并非合法顺位继位，是以非常手段夺权登基，皇位正统性存在瑕疵。相较于本土化、平民化、普及化的佛教，道教是李唐皇家国教，尊老子为始祖，具备敬宗法祖、强化李唐皇权正统的政治属性。武宗大力崇道抑佛，本质是一场政治形象塑造运动：以尊崇皇家正统宗教、打压民间泛滥宗教的方式，强化自身李唐正统帝王的身份认同，消解朝野对其皇位来路的质疑，巩固皇权统治。
六、会昌毁佛的历史局限与最终结局
需要明确的是，会昌法难是“毁佛”而非彻底“灭佛”，武宗的改革始终是行政层面的管控限制，并未从根源上根除佛教信仰，仍为佛教保留了极小的生存空间。
毁佛高潮过后，朝廷明文允许两京、各道节度观察使治所，以及同州、华州、商州、汝州等重点州府，保留少量官设寺院与定额僧人，维系佛教微弱传承。
同时，晚唐藩镇割据的格局，让政令执行存在巨大漏洞：朝廷的毁佛诏令，仅在中央直接管控的中原、江南、京畿地区严格落地；而河朔等半割据藩镇阳奉阴违、拒不推行，完整保留了当地的寺院、僧团与寺院经济，为晚唐之后佛教复苏留存了根基火种。
会昌六年，唐武宗驾崩，唐宣宗李忱继位，立刻全面逆转武宗国策：诛杀宠道道士赵归真等人，废止抑佛政令，大力复兴佛教。至此，轰轰烈烈的会昌毁佛宣告终结，沉寂数年的佛教再度复苏、逐步兴盛。
纵观整场改革，会昌毁佛虽未能永久禁断佛教，却一举矫正了数百年来佛门过度膨胀、特权泛滥、耗损国力的积弊，重构了国家财税与人口体系，是晚唐极具魄力、影响深远的一次制度革新，也是会昌中兴盛世最重要的内政基石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