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奴婢、广占田宅、私度僧徒，大量隐匿国家户口、兼并民间土地，形成庞大独立的寺院经济集团，严重挤占国家税源、耗费社会资源、拖累国力民生，成为王朝沉重的经济负担与社会隐患。
自会昌元年（841年）起，在李德裕等朝臣的奏请推动下，唐武宗开启了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抑佛政策，逐年收紧管控、层层加码，从限制僧尼行为、裁汰冗僧、拆毁小寺，最终发展为会昌五年大规模毁佛，史称会昌法难。
会昌二年：初定规制，裁汰劣僧、限制私蓄
会昌二年（842年），朝廷首次出台系统性抑佛政令，重点整顿僧尼队伍、肃清佛门乱象：
勒令保外无名僧全部还俗，取缔民间私自收留的无籍僧人；严禁寺院私自收纳童子沙弥、私度弟子。
针对佛门从业人员鱼龙混杂的乱象，下令凡原本为百工杂役、身怀技艺却遁入空门避役避税者，以及不守戒律、奢靡放纵、作恶扰民的僧尼，尽数强制还俗，回归民籍、承担赋税徭役。
同时严格限制僧尼私蓄奴婢的特权，打破寺院肆意占有劳动力的乱象：规定僧人最多留奴仆一人，尼姑最多留婢女二人，超额奴婢全部没归官府、编入民籍。
自此，无序扩张的佛门人口与特权，首次受到朝廷的强力约束。
会昌三年：波及外来宗教，取缔摩尼寺院
会昌三年（843年），抑佛范围进一步扩大，波及西域外来宗教。彼时回鹘信奉的摩尼教在中原广为传播，建有大量摩尼寺院，依附藩镇势力、隐匿人口财富。武宗下诏废除天下摩尼大慈恩寺，诛杀在华摩尼师，将所有摩尼寺院的田宅、财物、粮食尽数没入官府，彻底肃清摩尼教在中原的传播根基。
同年，朝廷持续收紧佛教管控，禁止寺院随意供奉圣物、蛊惑民众，为后续大规模拆寺汰僧铺垫基础。
会昌四年：禁供佛牙，拆毁民间零散佛堂
会昌四年（844年）二月，朝廷颁布严苛禁令：天下严禁供养佛牙、瞻仰佛骨。
针对代州五台山、泗州普光寺、终南山五台寺、凤翔法门寺等拥有佛指骨圣物的知名寺院，定下严苛惩戒制度：但凡有百姓向寺院布施一钱、供养圣物者，杖责二十；但凡僧尼借此收受一钱施舍、聚众祈福者，同样杖责二十，彻底杜绝寺院借圣物敛财的乱象。
与此同时，朝廷大规模拆毁天下山野私建的山房、兰若、普通佛堂、乡村私设斋堂。此类零散佛堂大多未经朝廷备案，私度僧尼、隐匿田产、聚众滋事，是佛门乱象的重灾区。所有被拆毁私寺的僧尼，一律强制还俗、遣归原籍，纳入国家户籍管理。
自会昌二年十月起，朝廷持续加码：凡是违反清规戒律、不守佛门法度的僧侣，一概勒令还俗，没收其个人财产；严禁寺院私自剃度僧人，锁定佛门编制、杜绝人口逃逸；持续压缩僧尼蓄奴、占地特权，无数中小型寺院被拆毁，数十万僧尼回归民籍。
会昌五年：全面毁佛，朝野最大规模宗教整顿
会昌五年（845年），会昌毁佛达到顶峰，朝廷颁布全国性裁寺汰僧诏令，以年龄、度牒为双重标准，大规模清汰僧尼：
先是规定四十岁以下僧侣全部强制还俗，不久收紧至五十岁以下尽数还俗；随即再度加码，五十岁以上无朝廷祠部正式度牒者，一律还俗，绝不姑息。
此次清汰不分中外、一视同仁，就连远赴大唐求法的天竺、日本外籍僧人，也全部被强制还俗、遣送归国。日本高僧圆仁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详细记录了此次法难的惨烈景象，成为后世研究会昌毁佛最珍贵的域外一手史料。
同年秋七月，朝廷正式划定全国寺院留存标准，一刀切裁并废毁多余寺院：
天下上州仅准许保留官方寺院一所，但凡破败简陋、规模狭小的州寺，尽数拆毁；天下下州寺院全部废毁，无一留存。
两京重地初始规制：长安、洛阳各保留十寺，每寺定额僧人十人；后再度紧缩，两京各仅留两寺，每寺僧人定额三十人。京师左右街定点留存四座官寺：左街慈恩寺、荐福寺，右街西明寺、庄严寺，其余京城寺院尽数拆除。
朝廷对拆寺物资实行统一收归、循环利用：拆毁寺院所得的铜像、钟磬等铜器、金银器物，全部交付盐铁使熔铸铜钱，充盈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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