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久、无人根治的顽疾，即官员京债缠身。彼时天下士子、候补官员赴京候选、等候授官，常年滞留京师、耗费巨大，无俸禄收入、生计艰难，大多只能借贷度日、负债累累。待到授官上任，身负巨额债务的官吏，为偿还京债、填补亏空，几乎无一例外搜刮州县、盘剥百姓、贪赃渔利，成为晚唐官场无法根除的潜规则，史载“赴京赶考、待选官人皆有债务，上任还债，是以贪赃，罔不如此”。
武宗君臣清醒认知：仅靠严刑峻法，无法根除制度性贪腐。一味严惩而不体恤实情、不解其困，终究治标不治本。因此会昌朝针对性推出纾解京债、优给俸料的惠民官策：朝廷允许每月待选候选官员向官府借贷偿债，同时额外加给两月俸料，优待新晋官员、纾解债务压力，避免官吏上任之初便被逼入贪腐求生的绝境。
此项政策虽无法彻底根除千年官场贪腐顽疾，却极大缓解了基层官吏的现实困境，减少了被动贪腐的诱因，极大稳定了官僚队伍、保全了多数中下层官员的清廉本心，对净化吏治、稳固政局起到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
其四，严禁官吏游宴无度、取缔浮华宴集，肃清风气、杜绝朋*党。
晚唐官吏奢靡怠政之风极盛，朝野宴饮成癖、游乐无度。各级州县官员纵情杯酒、沉溺宴游，凭一己喜怒处置公务，荒废文书案牍、积压狱讼冤情，导致政务废弛、民生受累、官府威信扫地。
为整肃政风、勤勉吏治，会昌元年（841年）三月，武宗专门颁布诫励吏治诏书，严定官场宴饮规制：
州县基层县令，每月闲暇之日，严禁聚众宾客、肆意游宴，保证常驻官署、勤勉理政；各州刺史除法定闲暇之日外，若需宴请宾客、动用公宴经费，必须提前申报、简约节制、不得奢靡滥费；各道观察使身为一方廉察长官、地方表率，更当严修身、立清规、做表率，杜绝奢靡怠政，引领辖区清廉政风。
唐代制度原本允许官府拨付公宴钱，本意是犒劳官吏、联络公务，却逐渐演变为奢靡消费、纵情享乐的工具。官吏终日宴游聚会、流连酒色，不仅耗费公帑、奢靡浪费、败坏社会风气，更因耽于游乐、荒废公务、滞压狱讼，严重降低行政效率、损害朝廷公信力。武宗严令禁止无度游宴、规范公宴使用，目的在于杜绝奢靡怠政、提振官风、重塑官府形象、保障政务高效运转。
与此同时，李德裕上奏彻底取缔进士曲江集宴。唐代曲江宴是新科进士集体游乐、拜谒权贵、结交朝臣的固定盛会，沿袭百年、风气浮华。但时至晚唐，曲江宴早已变质，成为新晋士子攀附权贵、结党抱团、拉帮结派、培植私人势力的社交平台，极易催生官僚小集团、固化朝堂朋*党、撕裂朝局。李德裕罢黜曲江宴，正是为破除朋*党滋生土壤、遏制浮华士风、纯净官僚圈层，服务于会昌一朝整肃吏治、集权中兴的大局。
纵观会昌年间整套廉政吏治体系，武宗君臣严刑以惩贪、厚俸以养廉、纾困以安官、肃风以正俗、禁党以固权，刚柔并济、标本兼治，构建起中晚唐最完善、最严格、最务实的吏治制度体系。
虽然大唐积弊百年、颓势难挽，会昌吏治革新终究无法彻底逆转王朝衰落的大势，但在武宗、李德裕共治的六年间，朝堂清廉有序、官吏勤勉自律、行政高效清明、基层贪腐大幅收敛、朋*党风气大幅消退。正是依托这套清明严谨的吏治根基，大唐方能凝聚举国之力，外破回鹘、内平泽潞、裁汰冗弊、充盈国库，造就晚唐独一无二的会昌中兴盛世，为濒临覆灭的李唐王朝，续写了最后一段辉煌的中兴余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