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以来，藩镇割据愈演愈烈，河朔诸镇世代自擅甲兵、私授节钺，视朝廷诏令如虚文，成为李唐王朝心腹大患。唐武宗李炎即位之初，朝堂积弊深重，藩镇骄纵、皇权衰微，朝野上下早已形成“姑息藩镇、得过且过”的颓靡风气。正是在此危局之下，名相李德裕临危辅政，以雷霆手段、精妙谋略，接连平定卢龙、昭义二镇叛乱，重振中央权威，铸就晚唐难得的中兴气象。
会昌元年（841年）九月，北方卢龙镇突发军乱。卢龙节度使史元忠治军失当，御下严苛，军中积怨已久，麾下牙将陈行泰趁机煽动军心，悍然发动兵变，诛杀史元忠，公然篡夺卢龙军政大权。彼时河朔藩镇惯例，但凡军中弑帅夺权，只需稳定局势后上表求封，朝廷大多迫于形势妥协，默许其割据事实。陈行泰深谙此道，掌控卢龙全军后，即刻扣押监军宦官，胁迫其以军中全体大将的名义草拟奏表，火速送往长安，请求朝廷正式授予自己卢龙留后、节度使的节钺符印，以求名正言顺掌控藩镇。
奏表抵京后，朝臣依旧沿袭旧例，打算下诏安抚、顺势册封，息事宁人。唯独李德裕洞悉河朔藩镇之乱的核心症结，坚决驳回请封之议。他单独觐见唐武宗，从容剖析河朔百年乱象：“陛下，河朔三镇骄横跋扈，臣常年深耕边事，对此情势了然于心。历来藩镇兵变、悍将夺权，朝廷每每急于遣使颁诏、即刻追认，看似安抚军心、避免战乱，实则大错特错。速降恩命，只会让乱军心安，让篡权者坐稳地位，令军中将士只知悍勇夺权可获高官厚禄，不知朝廷法度威严，是以兵变屡发、割据愈固。”
紧接着，李德裕献上破局奇策：“臣请暂缓处置，扣留卢龙监军及随行僚属，不遣一使、不发一诏，对卢龙乱象置之不问、静观其变。不出数月，卢龙军中必然再生内乱。”
武宗素来信任李德裕的谋断，当即采纳其策。事态发展果如李德裕所料，陈行泰本是仓促夺权，根基浅薄，军中诸将各怀异心，只因朝廷迟迟不予承认，其名位始终不正，军心日益浮动。短短月余，卢龙将士内讧再起，军中将领联手诛杀陈行泰，另立牙将张绛为新的统帅，再度遣使入京求取节钺。
面对第二次请封，李德裕依旧坚持拖延之策，拒不批复、不置可否，持续消耗叛军军心与凝聚力。与此同时，卢龙下辖雄武军使张仲武素来忠于朝廷，为人果敢善战，见藩镇内乱不休、贼臣窃据大权，遂主动上表请战，恳请朝廷准许自己出兵讨伐张绛，平定卢龙之乱。
李德裕见时机完全成熟，当即向武宗举荐。会昌元年冬，武宗正式下诏，命张仲武统率雄武军进讨卢龙，同时册封其为卢龙知留后，全权处置藩镇军务。张仲武奉旨出兵，师出有名、军心所向，迅速击溃张绛势力，彻底平定持续数月的卢龙军乱。整场平乱未耗朝廷重兵、未费巨额军费，仅凭朝堂权谋、精准拿捏藩镇军心，便一举收复失控的卢龙镇，打破了河朔兵变必割据、篡权必获封的百年陋习。
卢龙之乱甫定，南方心腹之地再燃战火。会昌三年（843年）四月，长期盘踞泽、潞之地的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病重薨逝。刘从谏镇守昭义多年，素来骄横跋扈，阳奉阴违、拥兵自重，屡次上表胁迫朝廷，肆意扩充私军、截留赋税，早已是尾大不掉之势。其临终之时，罔顾朝廷法度，不待朝命，擅自将昭义数万兵权托付给侄子刘稹，令其承袭藩镇大权。
年仅二十余岁的刘稹年少轻狂，效仿河朔三镇世袭割据的旧例，即刻封锁刘从谏死讯，隐匿丧事，以全军将士名义上表朝廷，请求准许自己世袭昭义节度使一职，妄图将昭义镇变为刘氏私地，永久割据一方。
彼时朝堂局势颇为微妙，大唐刚刚结束数年的回鹘反击战事，边境民生凋敝、国库耗损严重，北方边塞仍需重兵布防，防备回鹘残余势力卷土重来。武宗召集宰相、朝臣集群议事，商议刘稹世袭之请。满朝文武大多秉持姑息旧习，纷纷劝谏武宗应允：“回鹘余孽未清，边备空虚，国力疲弊。若此时兴兵讨伐泽潞，南北双线承压，国库、民力皆难以支撑，不如依河朔旧例，准许刘稹袭位，暂且息兵安民。”一众谏官、九卿群臣亦纷纷附议，朝堂之上，妥协姑息之声占据绝对主流。
危急关头，李德裕再度力排众议，独持己见，坚决主张出兵讨伐、绝不姑息。他当庭辨析天下藩镇格局，一语道破昭义与河朔的本质区别：“河朔三镇，割据历经数代，民风悍野、世习叛乱，百年以来人心难化、根深蒂固，累朝帝王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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