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九月有人来取钱，拿半个印。”
“郑家存半个，来人拿半个，两个半个一对，钱就给。”
李渊把那张纸推过去，推到魏征面前。
两张纸并排放着。
一张上画的半个印，一张上写的半个印。
堂里六盏灯，没有一个人说话。
“魏征。”
“臣在。”
“这个印，是什么样的？”
“半个。”魏征说，“裁的是从中间裁，裁口是直的。”
“另一半在谁手里？”
“臣不知道。”
“你猜。”
魏征抬起头。
“臣不敢猜。”
“你敢。”李渊说，“朕这一路上问了十几个人，一个一个都说不敢，最后都说了。”
“你比他们胆子大。”
堂里安静了一下。
魏征躬了躬身。
“臣猜，另一半在宫里。”
“宫里哪一处？”
“臣猜不出。”
李渊点了点头，转过脸看他儿子。
“二郎。”
“儿子在。”
“贞观二年，一个门下省的书令史，调进内侍省，充流外三品。”
“这件事，要几个人点头？”
李世民坐在那儿，手搭在案沿上。
“门下省一个，内侍省一个。”
“内侍省那个，是谁？”
“贞观二年的内侍，是张阿难。”李世民说，“张阿难跟了朕十八年，玄武门那天，他在东边守门。”
“他如今在哪儿？”
“在宫里。”
“你信他吗？”
李世民没马上答。
过了一会儿，他说了一句。
“儿子信他。”
“那就不是他。”李渊说，“朕问的不是他。”
“父亲问的是什么？”
“内侍省是衙门，衙门办事要有人开口。”李渊说，“张阿难是内侍，他听谁的。”
“他听朕的。”
“只听你的？”
李世民抬起头。
父子两个人隔着那张摆满东西的案，对看着。
“父亲想说什么。”
“朕想说的是，”李渊说，“宫里头除了你，还有别人能让内侍省办事。”
“谁？”
“那得你说。”
堂里的灯烧得噼啪响，火苗跟谁掐了一把似的，矮下去又窜起来。
李世民坐在那儿，很久没动。
“父亲，”后来他开口了，“这件事，儿子回去查。”
“你不用查。”
“父亲……”
“你心里已经有数了。”李渊说，“你刚才那一下，停了三息。”
“三息够干什么的。”
“够想起一个人。”
堂里没人说话。
房玄龄站在后头，头垂得很低。魏征站着没动，可他的眼睛一直落在李世民脸上。
“有数不等于有证据。”李世民说。
“朕知道。”
“儿子要是没有证据就动手，那就是构陷。”
“朕也知道。”
“那父亲要儿子怎么办？”
李渊把案上那支箭拿起来，拿在手里掂了掂。
“朕要一个人。”
“父亲要谁？”
“侯文谦。”
“这个人贞观四年以后就没名字了。”
“可他每个月领俸。”李渊说，“领俸就得有人把俸送到他手里。”
“送俸的那个人，总是活的。”
李世民看着他父亲。
“父亲这一路上，杀了几个？”
“二十四个。”李渊说，“太原十一，南陂七，雀鼠谷五，加上昨日桥上那一个。”
“父亲杀了二十四个人，没问过长安一句。”
“朕问了。”
“父亲什么时候问过？”
“朕写了一个字给你。”李渊说，“船。”
“你给了朕一条船。”
李世民低下头去。
“父亲，那条船……”
“朕上了。”李渊说，“朕上了你的船，从茅津往南划的。”
“你那一下，朕记着。”
堂里又静了。
后来是李渊先开的口。
“二郎，朕今日跟你说一件事。”
“父亲说。”
“去年二月到七月，长安为什么空了。”
李世民的身子僵住了。
房玄龄抬起头来，又赶紧低下去。
“李靖去了灵州。”李渊说，“侯君集也在灵州。”
“薛万彻放到西边去了。”
“程知节压在剑南道。”
“长安城里，能打仗的，一个都不剩。”
“那半年，朕在江南，坐着船，一路往南。”
“船上的禁卫，是朕自己砍掉一半的。”
李渊把那支箭放回案上。
“二郎，朕问你一句。”
“父亲问。”
“你是不是，想让他们动手。”
堂里六盏灯，没有一盏晃。
李世民坐在那儿，两只手搭在膝盖上，指节捏得发白。
过了很久，他开口了。
“是。”
房玄龄跪下了。
魏征没跪，站在那儿，整个人像根木头。
“儿子想了三年。”李世民说，“这些人在册子外头藏的人口，一年比一年多。”
“查，查不动。办，办一个，起来十个。”
“儿子要一个由头。”
“所以你放朕出去。”
“儿子让父亲去江南，走的是水路，一路慢。”李世民说，“儿子算过，他们等了三年，一定会动手。”
“动了手，儿子就有由头。”
“动了手以后呢？”
李世民的声音低下去了。
“儿子在洛阳、汴州、郑州都布了人。”
“布了多少？”
“三百。”
“三百个人，护一条船。”
“儿子以为够了。”
李渊坐在案后头，看着他。
“七月十七午时，闸口两边的苇子里，有七百个人。”
“你的三百个人在哪儿？”
李世民抬起头，眼睛是红的。
“在汴州。”
“离中牟八十里。”
“赶到的时候，天黑了。”
堂里安静得能听见外头的虫子叫。
李渊伸出手，在案上那块木头上按了按。
那是从闸墩底下捡的，缆桩磨出来的那个孔还在。
“二郎。”
“儿子在。”
“她那天站在甲板上。”
“儿子知道。”
“她背上四支箭。”
“儿子知道。”
“她替朕挡的，也替一船女眷挡的。”李渊说，“舱里头十九个人，十七个活了。”
“儿子知道。”
“你知道。”李渊说，“你什么都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朕。”
李世民跪下了。
从座位上下来，跪在那张案前头，磕了一个头。
“儿子不敢！”
“你怕朕骂你？”
“儿子怕父亲说一句话。”
“哪一句？”
李世民跪在地上，额头抵着手背。
“儿子怕父亲说，二郎，你拿朕当饵。”
堂里的灯烧着。
李渊坐在案后头，看着跪在地上那个三十五岁的人。
八年前的六月初四，这个人站在海池边上，那时候他跪得没有这么低。
“起来。”
李世民没动。
“起来。”
李世民站起来了。
“朕不说那句话。”李渊说。
“父亲……”
“朕不说那句话，有三个缘故。”
李渊把手从那块木头上收回来。
“头一个，你那一手，办成了。”
“他们动了，朕手里现在有十一页口供，四十一车账，三张过所。”
“这些东西，你坐在长安查十年也查不出来。”
“第二个，朕这一路从太原杀到汴州，杀了二十四个人。”
“这些人要是没有你那道敕，没有你给的船，朕杀不成。”
“你把刀递到朕手里了。”
“第三个呢？”
李渊停了一下。
“第三个是，”李渊说，“朕要是今日跟你算这笔账，她就白死了。”
李世民站在那儿，眼泪下来了。
三十五岁的皇帝，站在他父亲面前，没擦。
“朕今日跟你算的是另一笔。”李渊说。
“父亲说。”
“朕要侯文谦。”
李世民把那三个字在嘴里过了一遍。
“侯文谦。”
“你听过这个名字没有。”
“没有。”
“一个在你宫里领了八年俸的人，你没听过他的名字。”
李世民没答这一句。
“二郎，这不怪你。”李渊说，“朕当了九年皇帝，宫里领俸的人，朕也数不出十个。”
“可有人数得出。”
“父亲要活的还是死的？”
“活的。”
“要是活的拿不到呢？”
“那朕就自己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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