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斯堡，州长官邸。
鲍勃·坎贝尔挂断了电话，沉默片刻後，他站起身，走到办公室另一侧的陈列柜前。
柜子里放着一把发枪，枪管已经生锈，木托也变得乌黑。
那是他的祖先在独立战争时用过的武器。
他是宾州的老钱。
对於坎贝尔家族来说，从政不是为了向上爬，也不是为了把权力变现成游艇和豪宅。
那是一种义务。
一种源自古老贵族传统的精英责任制。
在他的认知里，宾夕法尼亚不单是一个行政区划，还是他的家族庄园。
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河流、工厂，还有那些生活在其中的市民，都是庄园的一部分。
市民是他的佃户。
作为庄园主，他有责任照顾他们，有责任确保他们吃得饱，穿得暖，有责任维持庄园的秩序。
他可以接受佃户偶尔的吵闹，甚至可以容忍他们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
但他绝对不能容忍外人—尤其是华盛顿——冲进他的庄园，对他的佃户指手画脚，甚至要烧毁他的房子。
坎贝尔从酒柜里拿出一瓶没有标签的威士忌，给自己倒了一杯。
他不需要像其他政客那样，在大选中还要看金主的脸色。
所以他从不被收买。
也正因为如此，他和华盛顿的关系一直很微妙。
那些党内的大佬们既需要他来稳住宾夕法尼亚这个摇摆州，又对他这种不受控制的独立性感到头疼。
坎贝尔也知道这一点，他知道自己一直是个麻烦。
但同时，他又有求於华盛顿。
他不喜欢在哈里斯堡这种地方处理行政事务，厌倦了和那些短视的地方议员扯皮。
相比於当一个管理庄园的州长，他骨子里更像个法官。
他真正的热情在於法律，在於那些能够定义国家秩序的宏大叙事。
他的终极目标是司法部长。
进入内阁，执掌司法部，那才是符合他个人理想的归宿。
而要拿到那个位置，他必须得到白宫的认可，必须在党内拥有足够的声望。
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他既想保持对地方的掌控力，又不想因此得罪华盛顿，从而堵死自己上升的通道。
这种家族责任与个人野心之间的冲突博弈，让他这几年过得很不舒服。
马库斯·克雷斯的威胁言犹在耳。
坎贝尔的大脑飞速运转，推演着华盛顿可能的报复手段。
最直接的，就是绕过他，扶持一个更听话的代理人。
阿斯顿·门罗，无疑是最好的人选。
但坎贝尔并不太担心。
门罗虽然有野心，但根基尚浅。
只要他还在州长的位置上，门罗就不敢轻举妄动。
那麽，更极端的情况呢？
华盛顿会不会直接对他动手？
坎贝尔摇了摇头。
弹劾？需要州议会的配合，而他的家族在州议会依旧有影响力。
制造丑闻？他的家族律师团不是吃素的。
只要他不主动辞职，不犯下致命的错误，华盛顿就很难把他从这个位置上赶下去。
他决定坚持。
这种坚持，并非仅仅源於对权力的贪恋，而是源於一种更加复杂、甚至有些痛苦的自我博弈。
坎贝尔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上的浮雕。
当他从耶鲁法学院毕业时，他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州长。
那时候，他是法庭上的公诉人，他锺情於法律的逻辑，沉迷於那种在条文和证据中寻找绝对正义的感觉。
他的梦想是成为司法部长，甚至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那才是适合他的战场，才是他灵魂的归宿。
但是，姓氏是一种诅咒。
坎贝尔家族在宾夕法尼亚的土地上紮根太深了。
他的祖父是州长，他的父亲是参议员。
当家族的长老们把那份沉甸甸的竞选计划书放在他面前时，他无法拒绝。
为了家族的荣光，为了延续这种在地方上的绝对影响力，他牺牲了自己的职业规划，脱下了法袍，换上了政客的西装，跳进了哈里斯堡这个泥潭。
他成为了州长。
他厌倦了去剪彩，厌倦了去安抚那些贪得无厌的工会领袖，厌倦了为了修一条路而和十几个委员会扯皮。
所以，当华盛顿向他抛出橄榄枝，暗示他如果表现良好，下一届内阁司法部长的位置可能属於他时，他动心了。
那是他回归理想的唯一机会。
为了这个机会，他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在跟华盛顿妥协。
他压制了州内的激进声音，配合白宫的各项政策，努力扮演一个温和、稳健、顾全大局的民主党州长。
他以为这是在积累政治资本。
但现在，华盛顿的电话，像一盆冰水，彻底浇醒了他。
「动用国民警卫队。」
「接管匹兹堡。」
这些命令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尊重，只有赤裸裸的驱使。
在华盛顿那些操盘手的眼里，他鲍勃·坎贝尔根本不是什麽未来的司法部长，也不是什麽重要的盟友。
他只是一个工具。
一个用来清理垃圾、用来背黑锅、用完就可以扔掉的地方官僚。
如果他真的按照华盛顿的命令去做，真的在匹兹堡制造了流血冲突，那麽宾夕法尼亚会乱，他的名声会臭。
等到那个时候，华盛顿会怎麽做？
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把他踢开，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他头上，以此来平息民愤。
「他们已经放弃我了。」
坎贝尔的目光变得锐利。
「无论我做不做，在他们眼里，我已经是个死人了。」
既然如此，为什麽还要听他们的？
既然华盛顿不把他当回事，他又何必为了华盛顿的利益，去牺牲宾夕法尼亚的利益？
这里是他的家。
这里是坎贝尔家族两百年来的根基。
如果为了去华盛顿当官，要把自己的家园烧成废墟，那这个官，不当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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