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16日，凌晨四点十分。
台北青岛东路三号，台湾军情局第三处审讯室。
这间屋子没有窗户。四壁是水泥浇筑的，刷了三层白漆，但年深日久，墙根处还是洇出了大片大片暗褐色的污渍——有些是锈，有些是别的什么。
一盏没有灯罩的裸丝灯泡悬在天花板正中，瓦数极高，刺得人睁不开眼。灯泡正下方是一把铁椅子，椅面和靠背都焊着拇指粗细的铁箍，用来固定人的手腕和脚踝。
苏曼卿坐在铁椅子上。
她的头发散了，几缕黏在汗湿的额角。脸上有一道新鲜的擦伤，从左颧骨划到嘴角，血珠凝成了暗红色的细线。咖啡色的旗袍被撕开了一道长口子，露出里面灰白色的衬裙。
但她的背挺得很直。
宪兵队长站在她面前，手里拿着一沓照片，一张一张地往她脸上甩。
“苏曼卿，明星咖啡馆老板娘，二十八岁，丈夫苏志强，1949年死于'匪谍案'。“他念着档案，语气像在菜市场报菜名，“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的底细？你丈夫是地下党，你就是地下党的寡妇。你开那家咖啡馆，从头到尾就是个情报站！“
苏曼卿偏了偏头，躲开一张飞来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男人，穿着军装，笑容憨厚——是她丈夫苏志强。
“长官，你这话说的。“她开口了，声音有点哑，但语调还是那副泼辣劲儿，“我男人死了六年了，尸骨都凉了。你们军情局年年清明去他坟头转一圈，比我还勤快。现在跟我说我是地下党？我要是真有那本事，早跟着他一起走了，还开什么咖啡馆？“
宪兵队长被她噎了一下，脸色涨成猪肝色。
“嘴硬是吧？“他一挥手，“上刑。“
两个宪兵走上前，解开苏曼卿手腕上的铁箍，粗暴地把她从椅子上拽起来，拖到墙角。
墙角有一个铁架子，上面挂着各种工具——皮鞭、烙铁、老虎钳。但宪兵队长没有用这些。
他端起桌上一个搪瓷脸盆。
盆里装满了水。
“滴水刑。“宪兵队长说，语气里带着一种近乎享受的平静，“听说过没有？“
苏曼卿没有说话。
“很简单。把你绑在椅子上，仰着头，一滴一滴往你额头上滴水。一滴，两滴，三滴……刚开始没什么感觉，十滴、二十滴之后，你会觉得像被锤子敲。一百滴、两百滴之后——“
他端起脸盆，走到苏曼卿面前，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细铁丝，弯成一个小环，架在她的眉心上方。
“你会疯。“
第一滴水落下来的时候，苏曼卿没有动。
水滴从铁丝环穿过，精准地砸在她的眉心。凉的。很凉。
第二滴。第三滴。
十滴。
二十滴。
苏曼卿的呼吸开始变重。每一滴水砸在皮肤上，都像一颗小石子。不疼，但那种持续不断的、节奏精准的敲击感，像有人在用指甲一下一下地刮你的脑仁。
三十滴。
四十滴。
她的眼睛开始不自觉地流泪。不是因为疼，是因为生理反应——持续的刺激让泪腺不受控制地分泌。泪水混着从额头上滑落的水滴，顺着脸颊淌下来。
宪兵队长搬了一把椅子，坐在她对面，翘着二郎腿。
“苏老板娘，你现在说，还来得及。那个戴金丝眼镜的男人，姓沈还是姓林，他现在在哪里？“
苏曼卿没有回答。她的嘴唇在发抖，但嘴角还是挂着那副招牌式的笑容——歪歪的，带着血丝。
“我说了……我就是个卖咖啡的……“
“继续。“
第五十滴。
第六十滴。
苏曼卿的视野开始模糊。不是因为泪，是因为那滴水声。嘀嗒、嘀嗒、嘀嗒——像钟摆，像倒计时，像某种不知名的虫子在脑子里啃噬。她开始分不清水滴的间隔，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长。
宪兵队长点了一根烟，烟雾在刺眼的灯光下盘旋。
“你知道魏处长最讨厌什么吗？“他吐出一口烟圈，“最讨厌有人在他面前装硬汉。他说，这世上没有撬不开的嘴，只有不够狠的刑。“
他掐灭烟头，站起来。
“再加量。“
第七十滴。第八十滴。
苏曼卿的头开始不受控制地往后仰，又被铁箍拉回来。她的太阳穴突突地跳，像有两把锤子在交替敲打。嘴里泛起了铁锈味——她咬破了舌头。
“那个男人……“宪兵队长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他叫什么名字？“
苏曼卿的嘴唇翕动着。
“他叫……“
宪兵队长凑近了。
“他叫……林默涵。“
空气凝固了一秒。
宪兵队长猛地直起身，眼睛瞪得像铜铃：“你说什么？！“
苏曼卿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我说他叫林默涵——林是双木林，默是沉默的默，涵是涵养的涵。怎么，长官不知道这个名字？那你去问问你们魏处长，1947年南京，李涛案——“
宪兵队长的脸色变了。
他一把抓起脸盆，狠狠砸在地上。搪瓷盆弹起来，撞在墙上，发出刺耳的巨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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