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接到撤走通知的时候，正在港务局的食堂里啃馒头。
林默涵让陈明月连夜发出去的那封电报，是通过高雄一个卖鱼丸的小贩转交的。小贩每天早上往港务局后门送两筐鱼丸，筐底压一张纸条，老周拿鱼丸的时候顺手把纸条攥进手心，整个过程不到两秒。纸条上就一行字——“母病危，速归，明日勿上班。”
老周在港务局干了六年，管的是船舶进出港登记。他看完纸条把馒头咽下去，站起来把桌上的搪瓷缸洗了，跟同事说了一句“我娘不行了，我回趟屏东”，当天下午就坐火车走了。走之前他把手头那本登记簿里夹着的一张纸条抽出来，搁进嘴里嚼了两下吞了，又拿钢笔在桌子角上划了一道——这是给下一个来接手的人留的暗号，意思是“这条线断了，别碰”。
小陈那边更利索。他在海关负责货物查验，接到消息的当天就写了张请假条拍在科长桌上，理由是“台南老母病重，回去侍疾”。科长批了三天，小陈出了海关大门直接奔车站，买了一张南下慢车的票，中途在嘉义下了车，转头又买了一张北上的快车票，绕了大半个台湾才回到台南老家。他把行李往家里一搁，跟老娘说了句“有人问就说我病得下不了床”，然后钻进后屋开始等。
这俩人撤得干净利落，张启明那边就抓了瞎。
他在左营码头转了两天，码头扛包的、管仓库的、登记船期的，挨个看了一遍，愣是没找着一个熟面孔。老周坐的椅子还搁在港务局登记处，桌子角上那道钢笔划痕还在，人就是不见了。张启明回去跟何守义汇报，何守义又报到魏正宏那里，魏正宏在电话里就回了一句话：“再找。两个大活人不会凭空没了，你盯住他们家里人。”
何守义派人去屏东和台南摸了老周和小陈的老家。屏东那边反馈说老周确实在家，他娘躺在床上有进气没出气，门口搁着熬药的罐子，左邻右舍都证明他天天在床前伺候。台南那边说小陈也回来了，瘦了一圈，说是自己也在发烧，躺床上起不来。两条线都看着真真的，何守义把情况报上去，魏正宏在办公室转了两圈，没再说什么。
但魏正宏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他把何守义叫到办公室，拿手指头点着桌上的台湾地图：“高雄那两个撤了，说明张启明被放出来的消息已经传出去了。传出去了就说明我们内部有人在通风报信。你去查——张启明从基隆回来那天，谁打电话最多？谁往外跑得最勤？谁请假了？”
何守义查了三天，交了一份名单上来。名单上七个人，全是左营基地后勤口和港务局打交道比较多的文职。魏正宏挨个看了一遍，把其中三个划了红圈：“这三个先不要动，让他们接着干活，但把他们的通讯都给我掐了。凡是往外打的电话，全部先过我这儿。另外——”他在名单最底下又写了一行字，“查一查那个‘陈文彬’，大稻埕卖颜料的那个。”
何守义愣了一下：“陈文彬？这人有什么问题？”
“没问题。”魏正宏把名单推回去，“但我最近看了一份台北商会的登记册，这个陈文彬去年十一月才在大稻埕开的颜料行，之前在高雄做蔗糖出口，叫沈墨。沈墨这个人在高雄商界口碑不错，跟港务处的人混得挺熟。他为什么突然从高雄搬台北来？卖蔗糖的改行卖颜料，跨度太大了。”
何守义犹豫了一下：“要不要直接把人带回来问话？”
“别。”魏正宏摆了摆手，“你现在动他，万一他是清白的，高雄那帮商人会怎么说？‘军情局随便抓人’。你先把他的底摸一摸，看他平时跟什么人来往、有没有可疑的碰头。摸清楚了再动。”
何守义应了一声往外走，魏正宏又叫住他：“等等。张启明那个饵不能光在高雄放，你让他每隔三天来台北一趟，在火车站、西门町这些地方转转。他要是在高雄找不着人，就让他来台北露脸。台北人多眼杂，说不定能撞上什么。”
何守义把这话转达给张启明的时候，张启明脸都绿了。他心里清楚自己已经被魏正宏当成一块扔出去的肉，专等着引狼上钩。但他不敢说不，只能每周三和周五坐火车北上，在台北火车站附近的茶馆里坐一下午，假装等生意伙伴。
消息传到林默涵耳朵里的时候，他正在颜料行后院给一个客户调色。来买颜料的是台北师范学校的美术教员，姓傅，要一批赭石和花青。林默涵一边给他装罐一边闲聊，傅老师随口说了一句：“最近台北火车站那边挺热闹，老有个高雄来的商人在茶馆里坐着，说是找合作方。我前天从那路过，看见他出来了，后面还跟着两个便衣。”
林默涵手上没停，把花青罐子封好递过去：“高雄来的？做什么生意的？”
“说是做水产的。但我看他那一身穿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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