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本抑末」再思一一从苏公「人理可易」说起》。
文章开篇先提了苏泽昨天的讲学。
「苏公明言：天理亘古，人理迁流。」
「所谓人理，即人间伦理规范，须据时代而变，循良知而调。」
紧接着笔锋一转：
「既如此，我辈当思：延续千年的「崇本抑末』之策，是否亦属可易之人理？」
下面开始摆事实。
「古之「本』，指农桑；「末』，指工商。」
「《汉书》有载：「农，天下之大本也。』历代抑商，理由无非：商贾不事生产，囤积居奇，易致奢靡，动摇国本。」
但文章随即反问：
「此理於古或然，於今亦然否？」
它先列了几条当下的变化。
「其一，农事已非往昔。」
「武清伯育种实验，化肥增产，皆赖实学格物之功。此功何来？非纯农桑，乃工、算、化诸学协作。」「若无人制肥、无人造器、无人研算，增产从何谈起？农本已与工商技学密不可分。」
「其二，工商之用今非昔比。」
「军械革新，赖匠造；船舶远航，赖舟匠；铁路开凿，赖机造。无工则兵弱，无商则货滞。」「近年边关粮饷转运、棉布成药流通，皆靠商队网络。工商实已为兵事民生之血脉。」
「其三，民需已变。」
「古时民求温饱，农为要务。今京师及江南诸地，百姓所求不止於食。」
「有求棉绸之暖，有求书籍之明，有求钟表之便。此等物产，孰人供给？工匠与商贾。」
「若强抑工商，则民需不达，反生怨隙。」
文章又引了苏泽早年的《四民道德论》。
「苏公昔言：士农工商，皆国之栋梁，各有其德，各尽其用。」
「士以忠信，农以勤朴，工以精巧，商以通达。四民协和，国乃强盛。」
「此论早已破「末业卑贱』之旧念。」
「今苏公再倡「人理可易』，恰可为此论张目。」
接着分析「崇本抑末」在当下的实际後果。
「仍持旧念，则工商之才受抑，创新之术难兴。」
「北洲垦殖、南洋贸易，皆需商贾组织、工匠随行。若视彼等为「末』，事事掣肘，开拓之业何以持续？」
文章也并非全盘否定「重农」。
「农仍为基，此毋庸置疑。」
「然「重农』不必「抑末』。可并行而不悖。」
「如苏公「实行而一』之精神：农事需求，可借工商之力以提升；工商之利，亦可反哺农桑之基础。」最後回到「人理可易」的核心：
「古之抑末，因当时工商多涉奢靡投机，於小农之世确有弊害。」
「然今时已不同。工商若导之以德、规之以法，可成富国利民之臂助。」
「若仍守旧条，视其为必抑之「末』，则恐束缚天下活力，背离「致良知』「务实而行』之新儒精神。」
文章结尾简短有力：
「故请朝野再思：」
「「崇本抑末』是否当随世而易？」
「农工商之关系，是否可据苏公「人理』之说，予以更合时宜之调整？」
「此非弃本，实为固本开新。」
社论署名是《商报》主笔。
文风平实，几乎没有修饰。
但问题提得直接，条理也清晰。
可文章的意思，指向了千年来一项国策一一重农抑商。
文章的意思很简单，这项国策是否还应该继续实行下去？
文章的立论和推论，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甚至这篇文章有关古代王朝为何执行重农抑商政策，都有深刻的理解。
也正如文章所说的那样，如今的商人也越发的重要，京师这些年来的发展，不就是源於工商业的兴盛吗？
朝廷开徵商税的地区，官府也用徵收的商税办了很多实事。
那是不是要改变千百年的国策，取消重农抑商？
可孙文启还是本能地觉得不对！
可偏偏他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
再看文章的署名，原来是《商报》主编范宽。
孙文启合上报纸，原来这就是苏师口中的大争之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