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影响，有身边环境的不良影响，有社会风气的影响，等等，心思龌龊了、脏了，或者歪了。这就必须把它纠正过来，故要修行――修正自己的行为，把它改过来，所以《中庸》说“修道之谓教”。
这个“教”是教育的教。“教”者，古字义是效法的“效”。“效”也是“学”的意思，学习的学，跟着来学，谓之教化。所以修道就是教育的目的。之所以人同一切众生、一切禽兽、一切生物不同，就是因为人有思想、有教育、有文化，可以把坏的一面修正、改过来。
这就是《中庸》开篇三句话的大义。
知道了天性之后，我们知道什么是人性。知道了人性之后，我们知道了什么是道――以人为中心、人道为中心。知道了什么是道后，我们知道了怎么去修道――如何去明道而起行的道，就是“修道之谓教”。
名可秀可以说将“天性”和“人性”阐述得很明白了。世界观也就很清晰了。大家修道德，不是要回归到婴儿般干净的“天性”状态――这样的状态是视万物同仁的圣者才能做到，普通人要修的是人道，就是要洗涤后天沾染上的人性中的污秽，尽量回归到人性之初的本善。
简单的一句话讲，就是：少些私欲恶念，多些与人为善。
这对普通人来说，都是可以做到的。不是要你做圣人，但是要做一个善人。
这有多难呢？
与父母善，然后与兄弟姊妹善，然后与亲戚善，与朋友善，与他人善，与国善。如果人人都可以做到“为善”，那么道德社会就可以建成了。
所以，名可秀不讲“至善无私”，她讲的是“去恶念，与人为善”。能做到前者的是圣人，是德行高洁的贤者，是真正不慕私利的高尚君子――一个国家不能缺少这样的道德模范。但是，不可能人人做到。而“去恶念，与人为善”，就是普通人也是可以通过修养道德做到的――并不是要你无私。
要求人们没有一点私心是不可能的，因为不符合人性――人性之初是至善，但不是无私无欲，就比如婴儿饿了要吃，这就是私，是欲，人性之初就带着。最重要的是，人性是人的性，不是草木动物的性，“人性”这两个字本身就带了“私”。
但是，要求人们做到“不以己私害他人之私”，却是可以确立的道德目标。就好比人会保命，但大多数普通人不会为了自己保命而去害他人的命――除非对方危及到自己的生命。这就要求人们能够克制私欲的泛滥，故称之修身养性。
名可秀用《中庸》的开篇三句话，确立了儒家修道的世界观。
这个世界观非常重要：
因为承认了人性的私，有私就必然有恶。有恶，就必然要有止恶的手段。这种手段，不可能是仅仅是仁。于是，国家的王道和霸道就同时产生了。治国平天下，要用王道，也要用霸道，这就顺理成章了。治国既要“形而上为道”修人心道德，也要“形而下为器”修器利国用，富足百姓生活――因为人有享受的私欲――也就顺理成章了。
你不能要求人回到小国寡民的状态，因为这不合人性。你也不能要求人人都过着穿麻布喝稀粥的俭朴生活啊，因为这不合人性。名可秀道，“俭以养德”，是以俭来养德，俭是修养道德的一种途径，但不能将“俭”作为人们生活的目的――这就违背人性了。司马光的错误就在于此――要求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都要节俭，以俭用来减少利益的冲突，以俭用来减少国家对财富的需求，这怎么可能呢？
名可秀确立的这个世界观，就包括了进取的意义。因为人性有私，有欲望，为了满足欲望，就必须进步――国家必须越来越富强，百姓必须越来越富足。固步自封怎么能够呢？思想封闭怎么能够呢？必须更高、更强，所以“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满殿响起热烈的掌声。
学子们手掌都拍痛了，却觉得还无法抒发心中的激动。
他们以前觉得疑惑的道理，觉得矛盾的道理，觉得无法判断正确取舍的道理，在名可秀解读的《中庸》面前，在名可秀确立的世界观面前，都有了清晰的答案。
许多学子都激动地笑起来。
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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