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破烂的房子，一个头上缠着黑布的老奶奶愁容满面地坐在自己家门口。李老生告诉我，这个老奶奶的家也非常困难，于是我们便去她家了解情况。
听说政府派人下来采访了，老奶奶便从屋里叫出了一个老头子，我们便坐在他家门口的一根木头上采访，我递给这个名叫王三的老头子两包烟，他憨笑着收下了。
我问他家的生活情况，他点燃了一枝烟，吐出一个烟圈介绍说，自己原来生了三个儿子，只有大儿子娶了媳妇，后来媳妇和三个儿子都生病死掉了，现在家里还有两个孙子，大孙子叫王老重，是个文盲，今年30岁了，还没有结婚，现在正在生病，由于没有钱治，只好硬挺着。
小孙子叫王老喜，也是个文盲，现在20岁了，家里只有一点山地种了一点玉米，全年都难以吃上几顿饱饭，全靠出外帮工赚点钱来买大米，家里最值钱的就是养着的那一头牛。
正说着的时候，他的大孙子从里屋走了出来，一脸菜色，满面病容，看来病得不轻，在我们交谈的时候，许金凤老奶奶一直紧锁着愁眉，蹲在地上一脸忧色，我叫李老生给了她一捧糖果，她伸出黑松树皮一样的双手颤巍巍地收下了。
辞过王三一家，我们来到了杨小四的家，这个时候村子里有些人围上来了，站在我们周围，他们七嘴八舌地告诉我，村里的人生活得实在太困难了，什么都没有。
杨小四刚从外面帮工回来，一身的汗水，满头的草屑，她是一个寡妇，今年33岁，也是个文盲，长着一副男人一样壮实的身材。
她的老公罗老大因为吸毒死了，留下三个儿子让她一个女人家抚养着，最大的儿子罗新华11岁了，才读一年级，二儿子罗新伟10岁了，却还没有上学，三儿子才五岁，家里也只是种了一点玉米，打下来的玉米只够换三个月的口粮，全靠她出外帮工赚点钱来支撑这个岌岌可危的家。
而这里帮工的薪酬是非常低的，一般是七八块钱一天，好的时候可以拿十块钱一天，由于山里人卫生条件和营养条件都非常差，所以她的大儿子和二儿子正在生病，无钱医治，只好硬熬着。
我提出要去看看她生病的儿子，由于当时天已微黑，她便从邻居家里借来了一个手电筒，我弯着腰钻进了她家中间的屋子，打着电筒朝床上照去，一个孩子下意识地用手挡住照向他的手电光，痛苦地呻吟了一声，只见他满头是汗，脸色潮红，可能正发着高烧。
我再转到另一间屋子，那破烂的被子里同样裹着一个正在发着高烧的孩子，我看到被子里他那瘦弱的身躯在微微地颤抖着，看到这个家庭这种凄苦的场景，我的心里就像那两个发高烧的孩子一样难受，我想起了小时候的自己，因为体质很弱，所以也经常得病，也常常是这样苦熬着。
我叹了一口气，从钱包里拿出一千块钱塞到杨小四手里，叫她给两个孩子去看医生，别耽误了治疗，在手电筒那微弱的灯光中，我看到杨小四脸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非常感激却又非常木愣的表情，她一时竟变得无所适从，接着钱的双手激动得一抖一抖的。
我再叫李老生捧了一大捧糖果放在她家的那张破桌子上，我只是一个记者，是一个小人物，无钱无势，在这充满痛苦的扪心自问中，我所能做到的只有这些微不足道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