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士人的脊梁，“名”、“节”相离的颓废气象如今也逐渐显露出来。
因此，郭斌此时这一番行为，既是为了颍川郡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使大家有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也是为了借机整合整个颍川郡的政治力量，努力扩大自己的实力，使得颍川在即将来临的乱世之中获得生存的砝码，自然也有重新提振士林气魄的愿景在里面。当然，在长远来看，激发民族意识，使天下人都具有身为华夏国族的自觉、骄傲与责任心，才能在即将到来的五胡乱华之中站稳脚跟，乃至彻底将这种可能性扼杀在摇篮里。
中国虽然早在公元前三世纪便形成了统一的庞大帝国，也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个概念模糊的民族，可是其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却并不相同。其中最大的差异，便是民众效忠的对象不同。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成员效忠的对象乃有共同认同感的“同胞”，以及其共同形成的体制，其认同感的来源可以是传统的历史、文化、语言或新创的政体。而两千年前中国所形成的尚处于初级阶段的稚嫩的民族国家，其效忠的对象则是君主，亦即所谓的忠君，即便是有思想先进者所提倡的“爱民”，也是建立在忠君的基础上的。
孟子所谓民贵君轻，不得不说已经有了建立民族国家的苗头，可是囿于时代的限制，他的继承者们又不得不受到忠君思想的影响。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的思想，便不得不通过“天能干预人事，预示灾祥，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这种蒙昧而带有迷信色彩的说辞，通过上天来巩固天子地位的同时，也通过上天来限制天子无限的权力。因此，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虽然为国家大一统和天子独揽大权的理论提供了依据，在某种程度上却又限制了天子的无上权力，为普通士民百姓限制君权开了一个口子。
可以说，董仲舒这种深据“买一赠一”特点理论的提出，既为汉武帝时期提高国家凝聚力，全力以赴进行对外战争，攘除塞外匈奴的大政方针提供了坚强而有力的支持；又使得儒家自此成为汉朝的一门显学，更为东汉朝士人团体反对外戚、宦官专权的斗争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党锢之祸中，士人阶层大致代表了社会良心，是一股蓬勃向上的积极力量。郭斌的打算是，借助并扶持这股积极力量，使得其不会如历史上那般在党锢之祸中便将尊严丧失殆尽，最终在五胡乱华中被完全摧毁。因此，如今郭斌建立祠堂祭祀刘陶的做法，既有立足于当时环境中的功利性地考虑，又与为了保存民族脊梁的长远目标相互切合，是他在汉朝一步步建立更确切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大方针所必须要采取的措施。
郭斌说完这一番话，下面一片寂静，待过得片刻方暴起山呼海啸般的掌声。即便是以戏志才的放 浪不羁与司马徽的淡泊静远，面上虽不曾变色，拢在袖子中的双手却均是激动得不住颤抖，想来是听懂了。
这一番话，口口声声是夸耀汉朝的丰功伟绩，一口一个要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