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便不得不将这股力量计算在内。以郭斌南下占城擒拿林邑国王的爽利劲儿，再结合他在中原的赫赫声威，便不难推算他麾下军兵的战斗力。
因此，放任郭斌在番禺城外建设庄园，便仿佛是在卧榻之侧放了一把刀，刀柄还握在别人手中。这种充满极大不确定性的事情，正是任何从政之人天生便极为抵触的，在如今的组织形式下，凡是大权在握之人，所追求的都是一切皆在掌握之中的极端确定性。比如做皇帝的，想要的就是文臣不爱财，武将不惜死，每个人都兢兢业业为自己打工。做大臣的，想要的就是下属的绝对服从，是老百姓按时、按量、按照规定上缴赋税，即便出现灾荒，最好也要安安稳稳地坐在家中等死，千万不要作乱。
春秋时期，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正是想要努力追求这种确定性吗？
因此，将伏龙山庄的士兵放在香山岛上，极方便监控，只要出现什么风吹草动便可及时得到风声。而番禺城中便是出了什么紧急的事情，郭斌的人想要插手的话，那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等赶到了也就尘埃落定了。
码头和种植园选址的事情，就这样愉快地决定了，三方各有思量，又各怀鬼胎，在这事上意见倒是极为统一。
在第五日上，郭斌一行人便带着各自的座驾登上了士燮专门征调过来供他乘坐的楼船上。那楼船也是旗舰，就这样在士家子弟的驾驶下带着一溜儿装满甘蔗的运输船沿着海岸线向北去了。后面的海船都是士家和朱符征调而来可以在近海行驶的船只，郭斌付了可观的租金后便由其船上原来的水手和船长们各自驾着跟在旗舰后面。这些人都是在交州有家有口，极为妥当之人，又是通过士家与交州刺史这样的庞然大物招来的，想来不会出现驾着满满一船甘蔗逃了的事情。
这甘蔗又不是金银，在中原虽极少见，于交州却并不值什么钱的，目前也只有郭斌一家收购这些东西。因此为了那么一点儿甘蔗便要冒着偌大的风险，实在是不值当的啊。当然，郭斌也考虑过将运甘蔗的活儿交给别人去做，颍川郡只要坐在家里便有甘蔗送上门来，只要支付相应的金钱便可。不过这种将一个产业的命脉完全交到别人手上的做法，他最终还是没有采用。
先不说原材料安全的问题，以士家的人力、物力、财力，既然郭斌提出这么个方法，他们转手便能将这收购甘蔗加运输的生意垄断了，届时这甘蔗的价格便只能由得士家说了。若是如此，郭斌既不能再于交州建码头、开发种植园、布置军队；也不能通过掺沙子的手段提高自己的影响力，从而通过经济联系加强交州与内地的联系，维持国家统一；更不能发展自己的海上交通运输业，提高己方海上运输物资、投递兵力的能力，那么下面郭斌想要攻略夷州、三韩、乃至倭国的战略便也会处处掣肘。
更何况淮水以南河网密布，过了长江若是没有船只则更是寸步难行，便只是为了防止日后江东地区再出现如孙策、孙权之流的分裂势力，郭斌如今的布局也能起上作用。到时候无论是长江还是淮河，便都不是天险了，一旦有了强大的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