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吉田的这一思想，对他的弟子，后来成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参议院议长等人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成为那个时期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
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奠定了自己的大陆政策，大臣田中义一在那个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中疯狂叫嚣：“明治大帝遗策是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门g，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作为我们必须要坚定不移地把以上策略进行下去。”
如果说这些议论在当时还只是一个“蓝图”的话，但是到了7年就非常具体了。日本政fu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侵略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目的。
日本在几十年里将上述国策一以贯之，进行各方面的充分准备，前后实施了8次《扩充军备案》。甲午战前的几年，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年度总收入的31。7年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用，这笔钱虽然不算很多，但却是表达了日本最高统治者的决心，势必对全国产生很大鸡励。
果然，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国富豪纷纷捐款，一年就有100多万元的捐赠款项。这不仅仅是增加了军队的费用，同时也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日本一方面疯狂扩军，一面派出大批间谍在中、朝两国活动，在甲午战前就绘成了包括朝鲜和我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渤海沿线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的详图。日本就像一架制作精良的战争机器，时刻不停地运转着，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与之相比，清政fu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就显得很不到位，对遭受侵略缺乏应有的预见和警惕。
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人他们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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