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种群性来讲，消亡个体生命而延续更大种群的繁荣和发展，并不是一件什么特殊的事情。个人主义在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资本主义萌芽后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个体替代集体的表现。
本身大唐价值观和宣传意识中，为国献身、为助人而死都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当一个价值观在不断地被奖赏，而似乎国家也在不断因此受益，全民受益的情况下，它正在往一个危险而超过限度的方向发展着。
这种价值观的过犹不及问题，如果没有得到恰当的矫正，大唐是无法去阻止一场战争的。也就是说，就算是上台的不是胡发奎而是李胜安，来自民间和党内的各种压力，也会一步步推着这个国家走向战争。如果坐在大位上的人是白南，可能会压得住这种趋势，但换了别人，就一定不行。
这场战争白南坚信大唐仍会战胜，但不可能像是以前那样轻松写意了，大唐将付出沉重的代价，战争之后人们必将反思之前的思维，从而走向更加理性的方式。
而似乎，只有摔过一次，人们才会知道错了，在摔倒之前告诉人们你会摔倒，人们只会对你嗤之以鼻。
在欧洲情况稍稍相反，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没有欧洲国家在面对大唐的战争和冲突中取得过胜利，所以几乎没有什么欧洲人是愿意同大唐开战的。欧洲人有其骄傲，来源于基督的宗教信仰，来源于人种论，他们觉得哪怕不比亚裔更加优越，至少也应该跟亚裔是平起平坐的。
其实欧洲现在的想法，十分像是另一位面中经济崛起之后的中国，需求的是世界认同和尊重，要求一个不受美国干涉，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机会。
本质上，这就是一个老二挑战老大的故事，算是修昔底德陷阱，但老二无意跟老大真的发生冲突，只是想维护住自己。这又与类比中21世纪初的中美关系不太一样，因为那时候中美两国都想避免战争。
可大唐不是这样的，大唐从来习惯于以自己的方式和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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