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兵临城下不杀军事长官。”崇祯皇帝愤然说：“别的边疆就不提了，接连失陷七位藩王，难道不甚于兵临城下吗？”
对于崇祯铁了心要杀陈新甲，百官莫不敢言。如今的崇祯已经再不复往日的稚嫩，杀伐果决，政事也是处理的更为圆滑和老练。虽然众多的臣子心中忧惧，但是惟黄道周为首的一心为国的大臣却是各个热泪盈眶，均是觉得大明中兴依旧有望！
同月，崇祯更是再次下罪己诏。不同于上次给人一种流于表面，甚至推托于臣下的装模作样，这次下罪已诏却是闻之让人声泪俱下，将崇祯十数年来各种害民之政也是齐齐历数，尽数归罪于自己。
同月，新任左都御史刘宗周上书“言六事”：一、京城建书院，明圣道；二、焚锦衣卫刑具，专听法司；三、崇国体，不得私侮大臣；四、清奸佞，立毁一切匿名文书；五、清官箴，整肃京官外官交际；六、肃吏治，特别针对巡抚御史回道考察。”
应该说，这六条都切中时弊，但激切之下未免太过流于书生意气了。所谓建书院、明圣道，所谓崇国体尊大臣，所谓清奸佞肃法司，这一切都是早就应该干而没干的，当时再干，恐怕未必来得及了。即便在后世皇权独大的伪清，胤穷其一生痛饬吏治也无非是人亡政息，弘历初年就冒出了轰动全国的山西学政喀尔钦、布政使萨哈谅两大墨案。崇祯十几年的时候再整吏治、明圣道、正人心、清奸佞，还是那句老话，谁去干？怎么干？从哪儿开始“整”？
“整”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需要多长时间能够收效？河南烧房子的李自成等不等？关外蹲着的辫子们等不等？说句事后诸葛亮的话，当其时最为紧要的，一是人才、二是粮饷，所求无非“乱世能臣”与“兵马钱粮”二者而已。但在“君子不言利”的明末理学大家刘宗周先生看来，所谓“利”不过是小人趋之若鹜的东西罢了，君子治国靠的是“德”。硬是要这位蕺山学派的创始人脱离思想理论指导工作，去鼓捣不
屑为之的兵马钱粮恐怕也是强人所难了。
但是毕竟这是一个很好的姿态，崇祯也是全盘接受了他的建议。当问道具体如何去做时，刘大家也是一阵的语塞，要他们这些文人耍嘴皮，那绝对是天下第一，一用到实际，他也是直接瞎了。这也是当时的东林党人的通病，就算是换汤不换药的清流党也是同样如此;
好在，他的东林盟友东林党人李日也是站了出来，“陛下，朝廷此时，想理清吏治，极为艰难，所难之事，无过于粮饷之举。若是粮饷充足，官兵训练充足，自可以一当十。为今之计，当多求开源，重振官军威势。
当崇祯有些期盼的目光望过来时，李日从容不迫地道：“京师富户甚多，大明养士数百年，此朝廷危困之时，正是士绅豪族报效国家之时。臣之借助，便是发行借券，让官员富商捐献钱粮，以度国家燃眉之急。相关条文，臣己详细载于疏上，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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