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在书中曾言:‘共和政治,必须多数人民有普通之常德常识,于是以人民为主体,而所谓大统领行政官者,乃人民所付托以治公共事业之机关耳。’此言极当。”孙海涵说道,“东土历史久远,君王独专,长期高压下所形成之社会政治心理却被西人完全忽略,如我东土民众一直所固有之‘父母官’‘爱民如子’‘民之父母’思想,而此等思想所害更甚,而人不自知。所谓‘民之父母’者,究其大义,乃视其民如愚顽之童稚,视已为制民之父母,其本质乃使尊卑势成,使民自觉居于卑下之地位,无一丝一毫平等之意。似此有官说无民说,必不准民之报告,听审,则民命悬于不可知,而民尚不自觉。以满脑此等思想之民,骤行西国共和之事,其结局不问可知。”
听了孙海涵的话,李昱不由得暗暗点头。
作为一个从后世来的穿越者,在后世的那些不忍为人言的诸多惨痛经历,让孙海涵对东土人的这种长期形成的政治心理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
事实上,在他原来的历史时空,这种思想不仅在古代中国和近代中国都得到整个社会的高度认同,即使在彻底推翻帝制百年以后的现代中国,仍然拥有广泛的市场。
君不见,有多少大小“公仆”,平日里不也都是以“父母官”自居的么?
“百川所言极是,以东土之民,程度何能言此?我东土多数人民,并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骤与独专君王相离而入于共和,则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其袅桀者,则以为人人可为大统领,即我亦应享此权利,选举不可得,则举兵以争之耳。”梅文俊有些激动的说道,“斯时君王乍去,中枢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无论谁为元首,欲求统一行政,国内治安,除用独专,别无他策。故共和伊始,凡昔日主张立筅者,无不反而主张独专。今西方诸国虽有筅法及各会议机关,似亦近于立筅,然而立筅者其形式,独专者其精神也。议者或又病其不能完全立筅,不知近数年中,设非政府采用独专精神,则西土欲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
听了梅文俊的话,孙海涵微笑着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而是听任梅文俊开始了他的长篇大论。
“故一言以蔽之:东土之共和,非独专不能治也。变词言之,即东土之共和,非立筅所能治也。因立筅不足以治共和,故共和决不能成立筅;盖立筅者,国家百年之大计,欲求教育、实业、军事等各项事业之发达,道固无逾于此。然其效非仓卒所可期。至速之期,亦必十年二十年,行之愈久,效力愈大,西方各国之强盛,皆以此也。然观今日之东土,举国之人,人人皆知大乱在后,不敢思索将来之事,得日过日,以求苟安,为官吏者人怀五日京兆之心,谨慎之人,循例供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其贪狡者,狗偷鼠窃,以裕私囊,图为他日避乱他乡之计。文人政客,间发高论,诋毁时流,而其心则正与若辈相联,己无所得,遂有忮求之心,非真志士也;为君王者,任期不过数年,久者不过连任,最久不过终身,将来继任者何人乎?其人以何方法而取此地位乎?与彼竞争者若干人,被能安于其位否乎?其对国家之政策,与我为异为同,能继续不变乎?一概无从预测。以如此之时势,即令君王为盖世英才,欲为国家立百年大计,确定立筅政治,然俯视些前,则泄泄沓沓,谁与赞襄?后顾将来,则渺渺茫茫,谁为继续?所谓百年大计,乌从树立耶?故不得已退而求维持现状之法,用人行政,一切皆以此旨行之,但使对内不至及身而乱,对外不至及身而亡,已为东土之贤君矣。即令醉心筅政者,处其地位,恐亦同此心理,同此手法,无术更进一步也。故昔之立筅党人,今皆沉默无言,不为要求筅政之举;盖亦知以立筅救共和,究非根本解决之计,无计可施,惟有委心任运,听国势之浮沉而已。当有贤君之时,而举国上下,全是苟安心理,即已如此,设一日君王非贤,则并维持现状而不能,且并保全一己之地位而不能,惟有分崩离析,将前此惨淡经营之成绩,一举而扫荡无遗,以或归于亡国一途而已矣,尚何百年大计之足论乎?”
此时的梅文俊并不知道,他刚才话里所担忧的事情,坐在他对面的这个年轻人,已经亲眼见识过了。梅文俊也不知道,正是他在这个时代的远见,改变了现在这条战船上所有人的命运。
“秀石曾言,今日之东土,欲求富强,先求立筅。欲求立筅,先求君王。而此君王,则非东土三代以后之君王也。”孙海涵说道,“而必有此等君王,才有去‘父母政府’思想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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