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大一部份消费群，包括农村，要买真正的黄金手饰仍然力有未逮，看起来差不多，但价格上天差地别的镀金手饰就成了香饽饽。
国内可是一个有十亿农村人的超大市场，这让外资们眼谗。
而且现在国外，包括港台地区对这一类厂家控制比较严格，因为污染是很严重的问题，对排污达不到指标级别的厂家就给予严厉的处罚，并取谛。
但在国内，一味招商引资的地方领导根本就不重视这个问题，只要你有钱，只要你投到当地，一切方便都给你。
宏发就是这样一个电镀厂，只是规模比一般的大，有近万工人，主要的产业还不全是镀金，还加工珠宝，也做纯金首饰。
李明兴利用技术员的身份，在溶金的过程中，私藏溶解了的金水，其实就是用小玻璃瓶装了溶解金水，然后联合了守门的保安，每天下班的时候就偷藏一瓶带出去。
这样一瓶只有三寸高的小玻璃瓶金水，在带出去后李明兴再把它复原成纯金，价值两百多，也有人就收购金水，但价钱只有一百左右，但就算这个价钱，李明兴一个月也能捞出三四千，与保安两人平分的话，一人能分两千，这在九七年，在国内仍然是个庞大惊人的数字，在农村，一些地方公务员一年才有这么多钱，这只是李明兴一个月的外收入。
当然，常走夜路哪有不湿鞋的道理，结果就是被发现抓住了，保安也逃不掉。
气愤的台商老板让厂里的治安队把两人活生生的给打死了！
这事让台商老板有了警觉，让人在厂里仔细查了一下，结果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十多个人，一怒之下，把这十多个人也打成了重伤。
重伤的人自费住着院，打死的两人家属到厂里去闹，结果是给赶了出来，到县里去告，县『政府』的人与台商们的关系自然好，表面上催促了一下，台商给打死的两人一家补了两千，住院的人每人补了一月工资。
打伤的人倒也认了，反正是他们偷了东西，理亏在自己，只是死了的两人的家属就不答应，在河涌县告状没有着落，反而处处受到威胁，于是托人求人竟然把材料送进了市『政府』。
王明诚虽然直『性』，但也认为这事不好处理，一来工人确实是形成了盗窃，而这些人盗窃的总数超过二十万，给厂里也的确造成了损失，台商打的是小偷，从情理上来讲，也无可厚非，只是把人打死就过份了，但这些厂家是撑起定海财政的一大支柱，王明诚所以也不想就此得罪。
王明诚的意思是要台商跟死者家属协商好，赔得多一点，合理一些，把事情解决了，对于他这个一市之长，主要考虑的是能给群众带来更多更大的收入，增加财政收入。
只是事情又忙，干脆把材料给了陶哲，让他来处理这件事。
陶哲想法就大不相同了。
以后世的未来者的眼光来看，这些资本家尤其可恶可恨，拼命压榨劳工的资源，以低廉的薪资低廉的成本低廉的税收而牟取最大的利益。
而在这同一时刻，城市的最低层却缺少更多的保障，基层管理体制的不健全，以致让众多的基层管理者拿来作为生财敛财的工具，导致了无数的悲剧发生，这些有漏洞的体制，差不多是用了十五年的时间才完善，不然不是绝对。
两名死者的家属也缺少必要的法律知识，他们主要的目的不是要讨回公道，而是要尽可能要多一些赔偿。
陶哲问了一下死者的家属，冼军说是在市里一间小旅馆里。
陶哲让冼军开车，两人一起到了这家旅馆，是在老城区的比较偏旧的老房子，五层楼的平房，大概在十年前还是比较好的建筑，但在现在，在众多新建的高层大厦的映衬下，已经是属于不能看的那一种了。
陶哲见到李明兴的家属，是李明兴的父亲和他弟弟，两人都是很明显的农村装束，住这里是因为便宜，十元一晚，其实十元一晚对他们来说还是太贵了，但是在这里已经是最便宜的了，当然条件也是绝对的差，没有水，洗涮都不方便，一个大房间里有十八个床位，上下铺，床位上也只有一张草席，没有蚊帐，睡在这里就等于是喂蚊子，这里的蚊子肥得像猪一样，白天贴在墙上吊着一个个肥大滚圆的红肚子。
李明兴的父亲看起来很可怜，但陶哲捕捉到他眼里的一丝狡黠。
冼军介绍了一下：“这位是市『政府』的市委陶副书记，你们有什么要说要解决的就说出来。”
李明兴的父亲有点疑『惑』，陶哲太年轻了，这样的官儿恐怕也就是靠关系安排的饭碗罢了，不管事的闲官吧，给他说有什么用？
市委副书记，听起来好像是个官，但李明兴的父亲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官，他只是对陶哲不信任，农村乡下都有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说法，所以对陶哲这么年轻，首先就不觉得可靠。
陶哲见李明兴的父亲一副不愿意说的样子，也干脆不说那些，就只问道：“你来『政府』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