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印厂冲洗底片、印出正片,再把画面和同期录的磁带声音对好,做成“样片”。
这个过程快的话当晚就能出来,慢的话第二天上午。
然后导演、摄影师、制片坐在放映间里,把当天拍的镜头一条一条过一遍,看焦点准不准、曝光对不对、演员的表演要不要重来。
但是周秉昆的剧组小,30多个人,拍摄周期紧。
李制片跟周秉昆说:“萧先生,毛片隔天看一次就行,天天看耽误工夫,胶片跑一趟冲印厂也要钱。”
李制片给周秉昆一个更现实的节奏:隔一天看一次,攒一批,一起看。
看毛片的地方有时在冲印厂的小放映间,有时在嘉禾租的试片室。
灯一关,银幕上跳出白天拍的镜头,有的对焦虚了,有的光打硬了,有的演员眼神不对。
周秉昆坐在黑暗里,手里拿支笔,在本子上记哪条要重拍、哪条能用。
并且也会调整拍摄中的灯光、角度等问题。
周秉昆在深水埗拍外景,李制片跟他说:“萧先生,南昌街那栋楼没问题,我跟那边的‘阿头’打过招呼了,每天收工给两条烟钱就行。”
周秉昆听了,点头。
1971年的香港,黑社会不是躲在暗处的小打小闹,它跟腐败的警队是长在一起的。
黑社会人数超过了16万,占到总人口的百分之四。
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张,但足以说明黑社会渗透之深、范围之广。
李制片这种在行里爬摸滚打20年的人,知道哪些场地“要打招呼”,哪些人“不能得罪”。
每天两条烟钱,在预算的“场地与杂项”里出,不显眼。
拍摄进入第2周、第3周,大家拍摄得越来越顺。
周秉昆的导演技能也得到了剧组人员的认可,也都听从周秉昆的指挥。
灯光师老陈一开始还喊他“萧先生”,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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