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一小时打一个电话问进展,语气一次比一次重,最后打到了市局局长那里。
局长亲自来审讯室门口站了一会儿,隔着玻璃看了一眼里面那个低头不语的嫌疑人,然后把支队长叫到走廊里说了几句话。
支队长回来之后把审讯室的监控关了。
他从监控室走出来的时候扫了一圈办公室里的人,目光在每个人脸上停了一两秒。
没人接他的目光。
大家都低头看案卷、打电话、敲键盘,假装在忙。
他清了清嗓子问了一句:“谁能上”,办公室里安静了大概十秒钟,没有人举手也没有人站起来。
这种事情,做成了功劳是领导的,出了事责任是自己的,帽子丢了不说还有可能面临刑事追究。
然后角落里有人站起来了。
郭凯那天刚和张丽萍吵完一架,具体因为什么他忘了,反正就是那些陈年旧账翻来覆去地炒。
他坐在办公室里对着电脑屏幕上那份没写完的案情报告,手指头搁在键盘上一个字都敲不出来,胸口憋着一股火,火苗子直往嗓子眼蹿。
支队长问谁能上的时候他脑子里什么法律什么纪律全都一闪而过,唯一剩下的念头是:终于有个地方可以把这股火倒出去了。
他走进审讯室,把百叶窗拉下来。
他没有打人,那年头他虽然火气大但还没蠢到在嫌疑人身上留伤。
他把嫌疑人的手铐从桌上卸下来换成墙上的固定铐,让对方的手臂以四十五度角向上固定,脚尖刚好能碰到地面但脚后跟悬空。
这个姿势可以让人在二十分钟之内不留下任何痕迹但体验到持续的全身性不适。
然后他从旁边搬了把椅子放在嫌疑人面前,坐下,开始说话。
他说的不是“你同伙在哪”,也不是“孩子在哪”。
他说的是他在卷宗里看到的嫌疑人个人信息,他有个母亲,住在城郊的安置房里,每个月的低保刚好够吃饭。
他说如果你被判了绑架罪,刑期十五年起。
你母亲今年多大岁数,等你出来她还在不在,他说话的语气跟写调查报告一样,从头到尾没有大声说过一句话。
然后他站起来把悬吊的固定铐调整了一个角度,疼痛的位置从手腕转移到了肩关节,转身走出了审讯室。
他去了隔壁监控室抽了一根烟,透过单向玻璃能看到嫌疑人脸上的表情在发生变化,不是痛苦,是恐惧,是对未来的恐惧。
二十分钟后他重新走进审讯室,把悬吊的手铐解下来让对方坐在椅子上,倒了一杯水放在对方面前,然后把自己刚才没抽完的那半根烟递过去。
嫌疑人接过烟的时候手指头抖得对不准嘴唇。
不到一个小时,对方说出了同伙藏身的位置。
郊区废弃厂房,两个小孩被关在狗笼里,同伙在得知被抓之后就跑了。
警方赶到现场的时候那对兄妹已经三天没吃没喝,身体非常虚弱,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主治医生后来和办案民警说过,如果再拖一天半,可能就无力回天了。
富豪后来给警局捐了一大笔公共资金,当时的市局局长在这件事上得到了表彰,又在富豪的人脉帮助下解决了上面压着的一个大麻烦,仕途就此打开,一步一步往上走,最终坐到了今天州警察总监的位置。
这个人就是赵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