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把林飒和陆珩叫到工作室。
我把那张咨询记录摊在桌上。
“我要说一件我自己的事。”我说。
他们都没说话。
“六年前，我二十六岁。”我说，“为了挽回一个人，我去上过课。”
“那家机构是周聿的。”
“我学的那套东西，和我后来拆的，是同一套。”我说。
林飒的脸白了。
她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陆珩坐在旁边，手放在桌上，没动。
“所以，我这三年引以为傲的'破译'——”我说
“不是天赋。”
“是被教过的。”
工作室里很静。
窗外打印店的机器在响，咔哒咔哒。
桌上三杯咖啡凉透了，苦味浮上来。
我端起来喝了一口，舌尖发涩。
空调的风吹在后颈上，凉得我缩了一下。
我把那三个月的事，从头讲了一遍。
讲我怎么学“退一步”。
讲我怎么把“我想你陪我”改成“你是不是累了”。
讲我学完之后，那个人还是走了。
我讲得很慢。
因为每一句都要停下来想一想。
不是想措辞。
是想确认——我有没有在替自己开脱。
讲到我教朋友“晚两个小时回消息”那一段，我停了很久。
“这一段，”我说，“是我最不想讲的。”
“因为这一段里，没有人是受害者。”
“我是主动去做的。”
林飒抬起头。
“顾晚，你别给自己定罪。”她说。
“我不是定罪。”我说，“我是定性。”
“定性？”
“我要弄清楚，”我说，“我当时到底是'不知道'，还是'知道但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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