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疑问不会消失，而是变成了一个又一个摆在明面上的问题，其中最惹人关注的便是新经济政策到底还要不要执行下去。
一个月后，
中央监察委员会，泛着暖意的淡黄灯光下，叶戈尔皱着眉。
过去几年国家经济的迅速恢复，带来的直接影响便是耐普曼阶级的进一步扩大，无论是城市耐普曼，还是农村富农，其在整体阶级的占比都在进一步扩大。
而一个社会阶级的扩大，最直接的变化就是其社会影响力增加。
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小资产阶级，富农的声音占据大多数可不是什么好事，间接带来的问题便是党中基层干部的权力滥用与特权化的二次加剧。
当然，特权化问题，不是自下而上产生的而是自上而下。
列宁才去世，书记处便组织起草了官职等级名录制，将疗养食堂种种临时性的干部福利变成了常态化特权。
这是斯大林为集权做出的妥协，也同样是斯大林为应对党争下的一步狠棋。
只要享受名录制带来的福利，就间接需要遵从书记处的管辖，握住钱袋子就握住了许多干部的命脉。
叶戈尔并非没想过反对。
但没有事情是一蹴而就的，当时是他将疗养福利从中央监察委员会交出的，现在如果中央监察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秉持反对态度。
那书记处必然会翻旧案，用贪腐案来谴责中央监察委员会又想进行没有监察的福利管控。
问题总是一个接着一个......
托派问题不小，斯派问题也颇大，想在二者间找平衡，真是件难事。
想着，叶戈尔还是在《关于扩大反对派监察》的命令中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宣告了对托派的肃清。
同时新拟定《特权化、官僚化、国家与党永恒的敌人》文章则几乎以点名形式，反对书记处将干部福利拉升抬高将干部脱离群众塑造一个全新的阶级。
“苏斯洛夫同志？”
习惯性轻呼并没有得到回应，取而代之走进办公室的是一个身着监察员灰黑大衣，有着一头好看金发与蓝瞳的年轻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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