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她打电话。响了两声，她接起来。
我说，“票订好了。明天上午到。”
她说，“什么票。”
我说，“你来成都的票。”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下。她说，“你怎么不问我。”
我说，“问了，你就不来了。”
她在那头笑了一声，说，“那你订都订了。”
我说，“嗯。”
她说，“别急。”
我说，“明天就到。”
她说，“那……行吧。我收拾箱子。”
我说，“我去接你。”
她说，“你知道我长什么样。”
我说，“知道。”
她说，“那你还接什么。”
我说，“就是知道，才要接。”
电话那头又安静了一下。她说，“那明天见。”
我说，“明天见。”
她说，“你明天上午接我，棚里怎么办。”
我说，“跟老板说了，晚点到。”
她说，“那行。”
她说，“成都热不热。”
我说，“热。”
她说，“那我带件薄衫。”
我说，“带吧。”
她说，“到了，你先带我去吃什么。”
我说，“冰粉。”
她说，“成都的冰粉。”
我说，“嗯。”
她说，“我带点东西给你。”
我说，“什么。”
她说，“到了你就知道了。”
我说，“好。”
她说，“你一个人，晚上别老熬夜。”
我说，“知道了。”
挂了电话，我坐在台阶上，又看了一遍那个票号。明天上午到。棚里的灯还亮着，老板在屋里收拾，椅子碰桌角的轻响。我把票号又念了一遍，像念一句歌词。
上次复查，她稳住了。她这才放心出门。老板从棚里出来，递了瓶冰水。我接过来，说，“明天上午，我晚点到。”他说，“去吧。”
往回走的路上，路过街角那家店，老板已经关了门。门口照例放着两瓶水，一瓶冰的，一瓶常温的。明天早上，我再来看它们在不在。
回到住处，我打开琴盒，内袋里那三张纸还在——一张写着雨，一张写着白天，一张写着夏至。我摸了摸便利贴的边角，合上琴盒。明天回来，它们身边要多一个人了。
睡前，我把明天要穿的衣服搭在椅背上。想了想，还是那件黑卫衣。又把《晾衣绳》的谱子翻出来看了一眼，第二句那道铅笔线还空着。明天她来，这句还没长出来。
没事。它比谁都沉得住气。
天井，安顿好了。夏至的第一遍，还留着。晾衣绳的第二句，还空着。三样东西，一样一样来。她来了，它们就都到齐了。
成都的夜，闷热，蝉声一阵接一阵。我抬头看了一会儿天，没什么星星。
可明天，她就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