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另一类完全不同。有人因为所谓忤逆尊长，被判酷刑。有的女人因为婚姻、贞节问题受到极端惩罚。”
“宗族私设公堂，把人沉塘。县衙明知有人被刑讯逼供，仍凭口供判刑。这种结果我们还能因为一句‘旧判已决’继续执行吗？”
“当然不能！所以既判力也要有边界。旧制度形成的法律关系，可以维持社会稳定的，尽量承认。事实明显错误、程序严重失真的刑事案件，我们要允许复查。”
“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如果涉及冤案，可以申请恢复名誉和返还财产。”
“至于当年依法办案的旧官吏，不能因为今天改变了价值标准，就一股脑全抓进监狱。”
有人问:“那他们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责任有很多种，刑事责任只是其中一种。”
“一个知县当年依法判杖刑，现在证明他长期迷信刑罚，滥用酷刑，即便某个具体案件够不上现代刑事追责，也完全可以影响我们今天是否继续任用他。”
“干部任用看的是现在有没有资格掌握公共权力，这和刑罚追溯不是一回事。”
“而杀人、抢劫、强奸、贪赃枉法，这些很多行为在清代本来就有的处罚。如果当时官府故意包庇，今天证据链还在，我们就要重新调查。适用什么刑罚，可以按照过渡规则处理。”
“但不能让一个人因为政权变化突然发现，自己十年前做的一件当时完全合法的事情，今天变成了十年后就已经犯罪。”
“法律也是政府信用的一部分，今天我们讲法治，明天群众发现法律可以随着我们的心情往回改。那他们以后也不会信今天的法律。”
顾建国想了想，开口：
“可还有个现实问题。如果我们把程序守得太死，基层会觉得束手束脚。尤其那些恶霸。过去坏事做绝，可证据如果缺失。群众都知道他该处理，法院最后却因为证据问题放了。老百姓恐怕会觉得我们还没有清代县衙痛快。”
赵怀民摇头，
“司法本来就不能追求痛快。痛快是一种情绪，但裁决要承担后果。”
“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从来都不是机械矛盾的。程序失去实质，最后可能变成冷冰冰的形式主义。实质失去程序，很快就会变成谁声音大谁有理。”
“尤其我们现在面对的社会，复杂程度远超21世纪，今天开一个口子，说为父报仇可以少判到近乎无罪，明天就有人说兄长被放高利贷，所以杀对方全家也有道理。”
“到最后，法院只剩一个功能……给已经发生的复仇盖章。”
林同州问：“那刚才那个年轻人，你建议怎么判？”
赵怀民沉默了一会。
“先把罪名和量刑分开。行为性质很清楚，就是故意杀人，这一点不容模糊。”
“然后量刑必须充分考虑旧有的司法长期失灵，被害人严重过错、行为人收到长期刺激并且愿意主动投案认罪等因素。”
“该从宽就依法从宽，能不能适用较低的刑期，由法院结合证据裁判。”
“此外，还可以考虑配套的司法救助，给他的母亲和家人解决一定的现实生活问题。”
“但判决书里一定要写清楚。我们理解他的痛苦，也承认过去的官府欠了他家一个公道。可私自处死另一个人的权力，任何个人都不能拥有。”
“给清代百姓讲法治，得先解决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官府为什么连恶人也要按程序审，为什么抓到坏人不能马上拉出去砍了脑袋。为什么村里八百个人一起说某个人该死，法院仍然要看证据……这些观念他们没经历过。”
顾建国忽然道：“其实不少现代人也没完全经历明白。”
赵怀民苦笑一声，“所以更难。”
他抽出手里文件的最后几页。
“我建议起草一份《接管地区过渡司法暂行办法》。”
他一条一条说。
“第一，以实际接管日期作为新法原则上的生效界线。今天接管甲县，今天以后发生的行为，原则上适用现行法律和我们制定的特别规定。”
“第二，接管以前的行为，原则上依行为发生时的规范判断是否违法。当时已经违法，现代法律处罚更轻的，可以从轻处理。”
“第三，建立特殊量刑指导。复仇宗族冲突、婚姻压迫等在长期旧有司法体系失灵背景下发生的案件，要把历史环境纳入量刑。”
“环境可以解释行为，不能替行为消失。”
秦振岳一直没怎么参与法律争论，这时候忽然问：
“那还有最麻烦的一类，我们现在自己也不知道法律边界到底在哪。”
他想了想。
“比如穿越后，我们带来的整套法律，原先有一个默认前提——国家还在，最高司法机关还在。立法机关也还在。”
“现在这些前提全没了。可我们又不能因为遇到法条没写过的事情，就宣布法律暂停。”
他看着众人。
“所以我们真正的法治建设，任重道远。”
枪炮可以在几分钟内打开一座城门。
法律却要回答另一个更难的问题：城门打开以后，究竟该怎样对待里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