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淑兰每天五点半下班。她在城南一家纺织厂做质检员，工龄快二十年了，手指被纱线磨得粗糙，指甲剪得短短的，指腹上有细细的裂纹。她四十出头，脸盘圆润，眉眼间有股子利落劲，笑起来眼角三道纹，不笑的时候嘴角微微往下撇，显得有点凶。但认识她的人都说，张姐心热，就是嘴上不饶人。
这天她骑着那辆银灰色电动车拐进巷子，车头菜筐里塞着一把芹菜半斤青椒，还有刘威要的炸鸡架。巷子窄，两边是斑驳的灰墙和防盗网，有人家把滴水观音养在门口，叶子大得像蒲扇。一个穿碎花睡衣的女人正在门口择菜，见张淑兰过来，抬脸笑：“张姐，下班了？”
“嗯，今天晚班下得早。”张淑兰单脚撑地，停下来说了两句。对方问起刘爱琳，张淑兰脸上笑意淡了半分：“上高二了，功课紧。你家静静呢？期中怎么样？”
“嗨，就那样，数学考了九十八，他爸还嫌少。”
张淑兰笑了笑，说了句“孩子肯学就好”，脚一蹬，电动车又滑出去。心里却像被细针扎了一下。刘爱琳的数学也就勉强及格，英语更没法提。她没再往下想，只在心里盘算，晚上得问问女儿这周测试成绩出来没有。
刘国梁回家要晚一些。他在城东一家设计院做结构工程师，话不多，走路背微驼，常年挎一个黑色电脑包，皮带松了两个扣。他每天坐地铁到小区门口，再步行八九分钟。这一路要经过理发店、水果摊和一个小广场，总有人跟他打招呼：“刘工，下班啦？”他就点点头，嘴角扯出一点笑，算是应了。
那天他走到单元门口，正碰上四楼的老周。老周儿子前年考上了华东理工，老周见人总爱把话题往那儿引。这回又拍着刘国梁的肩膀说：“老刘啊，闺女后年高考了吧？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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