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三年，苏春棠第一次减刑。
减刑裁定下来那天，管教在车间门口念名单。念到“307，苏春棠，减刑六个月”的时候，车间里响起一片嗡嗡的祝贺声。她站起来，鞠了一躬，坐下，接着踩缝纫机。
哒哒哒，哒哒哒。
这两年，她已经是车间的技术组长了。新收的犯人，笨手笨脚的，管教都交给她带。她带人有一套：不骂，不吼，把人按到机子前头，手把手，一遍，两遍，十遍。有个二十出头的女犯，学得慢，急得把布料一摔，说我不学了。她把布料捡起来，抚平，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在学做另一种活路，比这个难一百倍。那个我都学会了。这个，你学得会。”
女犯问她另一种活路是啥子。
她想了想，说：“活命。”
女犯不懂。她也不解释。
同监舍的人替她高兴：“307，再有两年多，你就出去了！”
“嗯。”她说。
出去了，做啥子？
这个问题，她夜里想。想不出来。外头这个世界，她还回得去吗？官场回不去了，局长、市长、调研员，全是上辈子的事。钱，还有点，判的时候退缴、赔偿，刨完还剩一些，加上那套老房子，饿不死。可是一个人，光饿不死，算啥子活法？
她在手册上写：“大黄，减刑了。很多人盼早点出去，我都怕出去。这里头，我晓得每天做啥子。出去了，在外头，我不晓得做啥子了。”
二〇一四年，第二次减刑，又是六个月。
两次加起来，一年。刑期从五年，变成了四年。
二〇一五年开春，陈警官把她叫到办公室。
“苏春棠，”陈警官已经改口不喊编号了——她还有半年就要出去了，“你那些手册，一共四十一本。按规定，犯人写的本子，出去的时候可以带走。你咋个打算？”
苏春棠坐在那儿，半天没说话。
四十一本。四年。她的一辈子，写在四十一本劳动手册的空白页上。
“带出去。”她说，“麻烦陈警官了。”
“还有，”陈警官顿了顿，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最旧的，“这一本，头一本，前年监舍调整，混到库房去了。我取出来一直替你收着。”
苏春棠接过那本手册。封面都磨白了。她翻开，第一页，还是那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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