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这口锅，水深，但规矩。
苏春棠起先是最底下那一层：临时工，打字，整理档案，跑腿送文件。办公室里七八个人，她来得最早，走得最晚，地是她扫，开水是她灌。没人吩咐她，她自己干。主任说：“小苏，这些活路不归你。”她说：“顺手。”
顺手两个字，是她的护身符。在夜来香，顺手给人点烟倒酒，顺手记住哪个老板喝啥子牌子的酒、怕不怕老婆；在山西，顺手给矿上的婆娘们缝衣裳，顺手就晓得了哪个矿下月要招人下井。她这辈子，靠“顺手”两个字活下来的。
可机关的顺手，不一样。机关的顺手，顺来顺去，会顺成“应该的”。她干了三个月就看明白了：在这里，勤快不值钱，值钱的是你背后站着哪个。
她背后站着师文鸣。这句话没人明说，但全机关都“晓得”。于是出现了怪事：档案室的老油条们，开始喊她“苏老师”；食堂打饭，大师傅的勺子往她碗里多颠半勺；她打错的字，没人敢退回来，人家自己改了。
她一言不发，看在眼里。
这就是权力？她还没摸到权力的边，只是站在一个有权人的影子边上，就已经是这个待遇了。
那天夜里她记账，不是钱的账，是那本看不见的账：“借来的光，也是光。但借来的光，照不亮自己。”
转正的机会，来得比她想得快。
一九九四年春，厅里一个事业编制的名额空出来。按规矩，这种名额轮不到一个进机关不到一年的临时工。但名单报上去，圈阅到师文鸣那里，他在“苏春棠”三个字后头，画了一个圈。
事后有人传闲话，传到她耳朵里。她面不改色。
师文鸣找她谈了一次话，还是在楼梯间，还是隔着三级台阶。
“转正了。”他说，“好好干。”
“谢谢师老师。”
“莫谢我。”他看着她，“你的考核全是优，打字速度全厅进步最快，档案整理重新立了规矩，连档案局的人都来取经。这个圈，我画得落手，画得有理。”顿了顿，他又说，“苏春棠，我帮你，只帮这种‘画得落手’的忙。你记到。”
她抬起头看他。楼梯间的灯不亮，他的眼睛亮。
“我记到了。”她说。
“还有，”他转过身，手搭在楼梯扶手上，像随口一说，“机关里有人说你的闲话。说你来历不明，说你一个农村户口的女人，凭啥子——”
“师老师。”她打断他，声音不高，“闲话这个东西，我在别处听过的，比这个难听一百倍。没得事。”
师文鸣回过头，看了她很久。
“苏春棠，”他最后说，“你到底是从啥子地方走出来的？”
“山里头。”她说，“很深很深的那种山。”
他没再问。她也没再说。两个人都晓得，这段对话到此为止，是最好的。
转正文件下来那天，她拿着那张盖了红章的纸，站在办公室窗前。窗外是成都的春天，梧桐树发芽了。她把那张纸看了很久，然后做了一件谁都想不到的事。
她把它折起来，夹进了《写作教程》的课本里，跟儿子画的奥特曼夹在一起。
不压箱底。箱底那个账本，是她不敢见人的命；这张纸，是她敢见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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