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想拿身份压人，也是不想暴露身份。这个人，是个官，还是个懂事理的官。
跟她没关系。她这么想着，回了家。
半个月后，电大教务处叫她。
“苏春棠同学，省厅办公室那边打电话来，问你愿不愿去机关做临时工，打字、整理文件。”教务处的老师推了推眼镜，神情有点古怪，“说是有人推荐你。”
苏春棠站在那儿，半天没说话。
她不用问是哪个推荐的。半个月前那半句没让说完的话，换成了这个电话。
老师看她不吭声，说：“机会难得。机关的临时工，好多人打破头都进不去。你去不去？”
去不去？
那天夜里，她坐在台灯底下，坐了很久。
赵思远睡熟了，小脸红扑扑的。缝纫机罩着布罩。账本压在箱底。她把它们一样一样想过来。
去机关，意味着啥子？意味着走进人堆。她这十几年，活得像一抹影子，最怕的就是人堆，人堆里眼睛多，眼睛多了，就有人认出“海棠”，认出“职业未亡人”，认出那些她烧了、埋了、缝进棉袄里的事情。还意味着那个手握扣子的男人更容易找着我。他推荐我，图啥子？仅仅是为了感谢我救了他娃儿？
她低头看自己的手。白天机房里，同学们笑她“踩缝纫机的手”。她今年三十多了。缝纫机踩得再好，踩到五十岁，还是个裁缝；字打得再快，坐在机关里头打，打出来的东西，只能叫文件。
儿子上学了，人家问起来：“你妈妈是干啥子的？”赵思远说“踩缝纫机的”，还是说“在机关上班”？
她想起文清远很多年前那句话：“人要想不被欺负，得先识字，得有文化。”
文清远烂尾了，这句话没烂。这句话是对的。
她拉开抽屉，拿出一张稿纸，练字。这是她每天晚上的功课，一页，雷打不动。今天她写的是苏东坡那句：“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写完，她看着纸上的字，忽然轻轻笑了一声。
去！为啥子不去？她苏春棠从李家沟的深沟边上走出来，从夜来香的霓虹灯底下走出来，从山西的矿洞里走出来，啥子场面没见过？一个机关临时工，还吃不倒她。
至于那个推荐我的男人，她把灯关了，躺到床上，在黑暗里对自己说：苏春棠，你记到，男人的“顺手”，都是标了价的。他标价之前，你先把东西拿到手；他伸手的时候，你再决定给不给。
这条规矩，是文清远教她的，是山西教她的，是三个死男人教她的。
但这一次，标价的人，未必是她想的那种人。
进机关报到那天，她穿了一件素色的确良衬衫，头发在脑后挽了个髻。
办公室分给她一张桌子、一台打字机。主任交代：整理历年的文件档案，录入，归档。话不多，眼神却意味深长，全机关都晓得，她是“师厅长推荐来的”。虽然推荐的时候，他还只是副厅长，但人们都习惯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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