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平谨严之所以只让吕泰新、李延寿、学僧圆载、智聪先上岸，完全是有原因的，一方面四人的身份特殊，另一方面也想通过四人了解这次大规模商船来倭国的目的。不要看吕泰新打着跨海经商的旗号，平谨严可不相信这么庞大的舰队到倭国就是为了经商，平谨严有这样的想法也不是很奇怪，主要还是倭国和唐朝之间的贸易规模实在是太小了，小到愿意闭关锁国也不感觉有什么不对，这种观点倭国和后期的明清是一样的。
平谨严将吕泰新、李延寿、学僧圆载、智聪安置在官驿之中，并热情的款待了四人：“两位大师，某已经将大师回国的消息传回了平安京，如果两位大师愿意，明天就可以送两位大师返回平安京”。圆载、智聪本来就是倭国去大唐求法的学僧，平谨严自然先询问圆载、智聪的想法，如果圆载、智聪想在摄津休养一段时间也可以，如果想马上返回平安京，平谨严当然也不会阻拦。
至于吕泰新、李延寿就不同了，吕泰新有着大唐官方的身份，如果要去平安京，必须要得到现在倭国掌权人关白：藤原基经的同意。李延寿的身份更加尴尬，如果只是李延寿一个人到倭国，按照李延寿和藤原基经的‘私’‘交’，平谨严会马上送李延寿去平安京。不过李延寿现在是代表整个商队跟倭国进行贸易，如果平谨严同意李延寿去平安京，就意味着同意了李延寿的商队和倭国进行贸易，这当然是平谨严无权决定的。
圆载、智聪一路受到吕泰新和李延寿的照顾，现在自己前往平安京，而把吕泰新和李延寿留在摄津，这让圆载、智聪感觉不是待客之道。圆载双手合十道：“平国守，贫僧既然跟随两位施主一同回国，理应知道两位施主是否前往平安京，如果两位施主要前往平安京，贫僧也好一同前往”。
僧人在我国的地位非常崇高，尤其是在唐朝镀过金的僧人，他们可以随意的出入皇宫大内、府衙深宅，有时甚至参与国家大事的制订。同时僧人在民间的声望也很高，他们参与民间的所有事情，不管是婚丧嫁娶，还是农桑纠纷，他们的话往往比官府还有威信，这样的僧人也是当权者笼络的对象。
倭国佛教虽然是从中国移植的，但传到倭国后逐渐倭国化了。倭国佛教国家主义‘色’彩浓厚，最澄、空海以镇护国家为宗旨，“为国念诵，为国祈祷，为国讲《般若》”、“国无谤法之声，家有赞经之领，七难退散，国界守护”，他们提倡“为国忠，在家孝”。空海回国后的一切活动都是为国家的，他把东寺（在京都）改为教王护国寺，还将高雄寺改为神护国柞真言寺。这种浓厚的镇护国家思想是倭国佛教的特‘色’之一，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生活痛苦，他们为了‘精’神上得到安慰，便寄托于来世。
既然圆载、智聪已经表态了，平谨严也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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