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前七天，太仓的门开了。
不是开仓放粮——放粮是赈灾，赈灾不要钱，等于把粮白送。白送的东西不长久，今天送了明天就空，空了之后后天还是饿。杨旷不开仓放粮。他开的是平价粮——十文钱一斗米，比市价便宜三成。便宜，但要付钱。付了钱，百姓觉得是“买“的，不是“讨“的。买的有尊严，讨的没尊严。这个道理前世在扶贫课上学过：救济不是把东西塞到人手里，是让人觉得自己在靠自己的力气活。
十个坊，十个点。每个点一个铺子，一张柜台，一面斗，一杆秤。掌柜的不是太仓的吏员，是萨水退下来的老兵——断手的管收钱，瘸腿的管称米，瞎了一只眼的管记账。三个人一个铺子，三十个老兵撑起十个坊的平价粮。
苏威一开始不同意。他不同意得理直气壮——
“陛下，这些兵都是糙人。管账、算账、称分量——他们干不了这种精细活。太仓的吏员做了多少年，尚且出差错，何况一群大字不识的丘八？“
杨旷看着他。老头的脸涨红了，脖子梗着，像一只斗架的老鸡。苏威发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不弯不绕，不说废话，但认死理。他的道理在和平年代是对的：专业的事要专业的人干。但杨旷在战场上见过太多“非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通讯兵临时顶医疗兵，汽车兵临时顶炮手，炊事员临时顶侦察兵。不是因为这些人能干，是因为没人的时候你不能等人。等不起。
“苏卿。“杨旷问他。声音不急不缓。“他们打过仗吗？“
“打过。“
“管过一个营的粮草吗？“
苏威张了张嘴，没立刻答上来。
“一个营三百人，“杨旷说。“一天吃多少米、多少菜、多少盐、多少柴——行军的时候要算到两，扎营的时候要算到斤。三百人的口粮，错一两，全营少一口饭。错一斤，全营饿半天。辎重营的兵，天天跟这些数字打交道。他们能管三百人的粮草，管不了一个铺子？“
苏威愣了一下。嘴动了动，像在重新组织语言。然后他跪下了。跪得干脆，膝盖磕在地砖上，“咚“的一声。
“陛下英明。老臣……老臣没想到。“
不是没想到。是没把溃兵当人看。杨旷心里清楚。在苏威眼里——在大多数朝臣眼里——溃兵就是溃兵。是要救济的，要安抚的，要重新编入建制的。但他们不是“可用的人“。他们是消耗品，是包袱，是萨水之败留下的残渣。苏威不是坏人，他只是没穿过军装，没带过兵。他不知道一个辎重营的队正管起账来比太仓的库丞还细——因为库丞算错了账最多挨骂，队正算错了账全营饿肚子，饿急了会哗变。命逼出来的精细，比职衔逼出来的精细靠谱得多。
杨旷没说这些。说了苏威也不懂——他是文官，文官的世界里，“精细“是读书人的专利。你跟他说一个大字不识的老兵比太仓的库丞更会算账，他信不了。
“去吧。“杨旷说。“十个坊的粮铺，明天开。“
苏威走了。杨旷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六十七岁的老头，腰还是直的，走路的步子还稳，但肩膀有点塌了。他这辈子起起落落，被罢过官，被召回过，被杨广骂过“老而不死“，被新党排挤过，现在又被一个“变了“的皇帝重新起用。他不是忠臣——忠臣忠于人，苏威忠于“对“。只要皇帝做的是对的，他就跟。皇帝做错了，他就走。这种人在乱世里是金子，也是定时炸弹——因为他认的“对“是苏威的“对“，不是皇帝的“对“。
开张那天，杨旷没去铺子。他站在北城墙上。
手里拿的是一个铜筒——杨广的记忆里叫“千里镜“。其实就是一个凸透镜嵌在铜筒里，倍率不高，大概三四倍，勉强能看清街上人的轮廓。这东西原本是杨广看戏用的——坐在高台上，用千里镜看下面的百戏，看得清楚些。杨旷拿它来干别的事。
十个坊，十个人群。他把铜筒从一个坊移到另一个坊，一个一个看过去。冬天的长安城灰蒙蒙的，屋顶上有一层薄霜，街上的人穿得厚，从高处看下去像一堆一堆移动的棉花包。
长乐坊的人最多。排了两丈长的队。大多是老百姓——穿得破，但不是叫花子那种破，是“能吃饱饭但吃不好“的破。棉袄打了补丁，补丁上再打补丁，颜色深深浅浅，像一幅用旧了的拼布。手里拎着布袋子，空的，瘪的，等着米来撑。他们排队排得很安静，不推不挤，偶尔有人踮脚往铺子里看一眼——不是急，是怕。怕什么？怕铺子关门。怕粮食没了。怕这个“十文一斗“的好事跟以前那些好事一样，开了几天就没了。这种怕杨旷见过——在前世扶贫地区见过，在难民营见过。穷人怕好事。因为好事太少了，来了就想抓住，抓不住就没了。所以他们排着队，不敢走，不敢动，怕一动就没了。
永兴坊的人少一些，但也有十几个。他正要移开铜筒，看到了一个人。
一个老头。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走到粮铺跟前。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在试探地面稳不稳。到了柜台前面，说了句什么——隔着太远，杨旷听不见。但他看得见——掌柜的弯下腰，从柜台下面拿出一个袋子，装好了米，递过去。
老头颤颤巍巍地掏钱。数了半天。手指头抖，数了三遍才数对。数出来——七文。
十文一斗。他只有七文。
杨旷的千里镜停住了。
他看见那个掌柜——一个断了左臂的老兵，右臂还在——低头看了看老头的七文钱，又抬头看了看老头。老头比他还要矮，背驼得像一张弓，脸上的皱纹比城墙砖的缝还深。
老兵摇了摇头。说了句什么。
老头愣了。脸上的表情变了——不是失望，是认命。那种“果然如此“的认命，像一个已经被拒绝了一千次的人，第一千零一次被拒绝时连难过的力气都省了。他开始慢慢把手缩回去，把七文钱往袖子里塞。
老兵又摇了摇头。然后他伸出右手——唯一的手——把老头的钱推了回去。
推回去了。
不是不收钱。是——少收了三文。七文就七文。三文的差额，老兵从自己的腰里掏出来补上了。
杨旷放下千里镜。
他没生气。
前世他带侦察连的时候，有个班长。每次发了军饷，都偷偷寄一半给老家的一个寡妇——那是他牺牲的副班长的老婆。杨旷知道。没说。没管。当兵的人有自己的规矩——你让他管东西，他比管自己的东西还认真。但你让他看见有人难，他也会伸手。这不是规矩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一个断了胳膊的老兵，看见一个比自己更老更穷的人掏不出三文钱，他伸手了。他忘了自己也是穷的，也忘了皇帝的规矩是十文一斗少一文不行。他只知道——面前这个人比他更难。
三文钱。不是大事。但杨旷记下来了。他记住了长乐坊那个断左臂的老兵，也记住了那个拄拐杖的老头。他没打算追究——追究了就是告诉所有掌柜“不许少收钱“，不许少收钱就等于不许心软，不许心软就等于把他们当回耗材。他不要耗材。他要的是人。
“陛下。“
身后有人说话。苏威。
老头爬上城墙的时候喘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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