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就会崩塌。”
贺知舟转过头看他。
“教授，我问您一个问题。”
“您说。”
“如果是您的家人躺在那张抢救床上，气道被堵，血氧掉到六十五，而您正好堵在路上联系不上，您希望当班医生做什么？”
教授的嘴唇动了一下，没有立刻回答。
贺知舟没有给他思考的时间，继续往下说。
“您希望他按程序走，等您赶到医院签完字再插管，还是希望他先救人？”
台下安静了。
教授沉默了三秒，开口的时候声音低了半度。
“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不，这是同一个问题。”
贺知舟把矿泉水瓶拿起来又喝了一口。
“伦理学可以在教室里讨论一百种假设，但急诊室里只有一个现实。”
“患者在你面前，生死就在那几分钟里，你做还是不做。”
他把水瓶放下，手指在瓶盖上轻敲了两下。
“我选择做，因为我是医生，不是律师。”
台下有人开始鼓掌，掌声零零散散，但很快就被陈主任抬手制止了。
“贺医生的观点很有冲击力，但我必须指出，医疗行为的合法性是保护医患双方的基础，不能因为结果好就忽略程序。”
陈主任翻开面前的资料。
“接下来我抛出一个更尖锐的问题。”
他把资料页翻到某一页，上面打印着一个案例摘要。
“如果患者昏迷，家属不在场，手术风险极高但不做必死，医生该不该自行决定手术？”
这个问题一出，台上其他几位嘉宾的表情都有了微妙的变化。
省人民医院那位急诊科主任率先开口。
“这个问题的前提是风险极高，那么即使手术也有很大概率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医生自行决定等于是把风险全部转嫁到了自己身上。”
“我个人倾向于保守处理，积极联系家属，实在联系不上就请示医院伦理委员会紧急会诊。”
医学伦理学教授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这是相对稳妥的做法，至少在程序上不会留下太大的漏洞。”
陈主任把目光转向贺知舟。
“贺医生，您的意见呢？”
贺知舟靠在椅背上，两只手交叠在桌面上。
“做。”
就一个字，干脆利落。
台下又是一阵躁动。
陈主任的眉头微皱。
“您确定？风险极高的情况下？”
“确定。”
贺知舟的手指在桌面上点了一下。
“不做必死，做了有活的可能，这个选择题不难。”
“但您要承担的法律风险和医疗纠纷风险会非常大。”
“我知道。”
贺知舟的语气没有任何波动。
“承担后果是医生的职责，但让患者死在犹豫中不是。”
台下的议论声更大了，有人在点头，有人在摇头。
医学伦理学教授忍不住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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