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说你以前在哨所待过，还写了两本关于红其拉普的书。我借了书柜里的《红其拉普的信》看了，看完之后想给你写信。我在书里读到沙柳那篇的时候哭了，因为我家门口也有一棵沙柳，是我爸种下的。我爸以前也在红其拉普当过兵，是张德山那一批的。他退伍之后回老家种了一排沙柳，说是在山口上待惯了，不看点绿的活不了。我把你的书翻了好几遍，书里写张德山的那篇让我觉得我爸的影子也在里面。薛朗同志，我不知道写信给你合不合适，但我想告诉你——你写的那些东西，让我觉得我跟我爸在同一个地方站过。“
薛朗握着信纸在桌前坐了许久。信很短，两三百字，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准确地钉在了某个地方。张德山的儿子给哨所寄过信，张德山同一批兵的儿子现在也在红其拉普当了兵，看了他的书，坐在同一间值班室的炉火边翻着他写下的纸页。那条线从六十年代扯到八十年代，从张德山扯到刘建军的父亲再扯到刘建军本人，而薛朗的墨迹是其中一截连接线。
他当晚给刘建军回了信，信里说：“你父亲种的那排沙柳跟哨所门口那棵是同一个品种。你每次看见那排树的时候，就想着哨所门口那棵也在长，两头都在长，就分不清哪头是家哪头是哨所了。这就是边防的感觉——家跟国不分了，都是同一个根上长出来的两棵树。“
信寄出去之后薛朗把刘建军的来信夹进了那本《红其拉普的信》里，放在沙柳那篇的书页之间。那封信就像书里长出来的新页，跟原来的铅字印在一起，纸张同色，边缘齐整，好像原本就在那里，只是之前没被翻到。
1983年的最后一天薛朗在宿舍里独处。他没有去赵明远家吃饭，也没有去食堂凑热闹，就一个人坐在书桌前，开着台灯，泡了一壶沙柳叶茶。窗外喀什的冬夜安静而清冷，偶尔远处传来一两声零星的鞭炮响，但很快就沉下去了。
他在本子上写下了“1983年“四个字，然后在这四个字底下列了一份简短的清单：出版了第二本书，获了奖，回红其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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