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轻拓印。碳粉在纸面上慢慢显出一行模糊的笔画痕迹，断断续续的，有些不清晰，但确实是那些字。他拓了三张，挑了最好的一张收进本子里。
郭胜豪在旁边看着整个过程，等薛朗站起来才问：“朗哥，这个人你认识吗？“
“不认识。但排长认识。他在我前面守了十五年。“
郭胜豪想了想，说：“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山西老家。每年给他儿子往哨所寄信。“薛朗把本子收进包里，“我写完了这篇，他就从纸面上回来了。“
两人离开碎石滩的时候天正慢慢转阴，云层从西边压过来，遮住了大半的阳光。碎石滩上那些灰褐色的石头在阴天里显得比晴天更沉、更静，像一群蹲着的老人在沉默地目送他们离开。薛朗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那面岩壁的方向，从远处已经看不见那行字了，但他知道它还在那儿，跟他包里的拓片一样，一个在风里，一个在纸里，同一条命分成了两边。
九月中旬，张德山那篇写完了。薛朗用了一种跟其他五篇都不太一样的写法——他让自己“隐身“了。通篇没有“我“的出现，全文以第三人称的视角叙述那个老人从入伍到守山到退休的全过程，像在讲一个从来没有被记录过的人终于被写下来了。结尾他写了那个埋水壶的场景，跟《山口北望》里老护林员的结局呼应着，但用了更克制的句子：“他走的那天，山口的风忽然停了。“
写完之后他把六篇稿子按顺序排好，装订成一份完整的手稿。封面他用钢笔工工整整地写了标题——《红其拉普六人像》。底下附了日期：1979年9月。他把手稿从头到尾通读了一遍，觉得六篇之间有一种不用刻意串联的默契——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但合在一起的时候，哨所的生活肌理就完整了。守的、做的、看的、长的、送的、念的，六种姿态拼出了红其拉普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