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哨所门的时候，炉火正旺。钟启东坐在椅子上，见人都回来了，脸上绷着的表情松下来。他一个一个扫过去，最后停在薛朗脸上，微微点了点头。
薛朗把枪靠墙放好，摘下手套在炉火上烤了烤，指尖被火烫得发麻，但很舒服。他坐下来，接过新兵递来的热水喝了一口，烫得舌头打卷，但那股热顺着喉咙滑下去，整个人像从冰窖里捞出来似的慢慢回温。
屋外的风雪还在敲着窗子，屋里却暖烘烘的。七八个人挤在值班室分吃一锅刚煮好的压缩饼干粥，稀里哗啦的吞咽声此起彼伏，间或有谁讲一句什么笑话，哄堂大笑把屋顶都快掀了。
薛朗靠在椅背上，裤腿上的雪化了淌成一摊水渍。他闭上眼听了一会儿那些笑声和风声交织在一起的声音，嘴角不自觉翘了一下。他想起自己当初那个“调回中央“的宏愿，摇了摇头，在心里默念了一句：
“再说吧。先把这里待够再说。“
窗台上那只海鸥相机的胶卷还裹在里面，等着明天去冲洗。本子里那些密密麻麻的字已经攒了小半本，从最初那个雪窝里的茫然，到今晚山坳里的枪响，都一笔一画记着。他忽然觉得，就算将来真的走了，这些纸也会替他留在这里——红其拉普哨所的光、风、雪和火，和他那些活着的、倒下的、笑着的战友们。
稿纸还摊在桌上，《红高粱》的结尾他还没想好怎么写。也许让那个老护林员在风雪里挂起红灯笼，也许让年轻人走出山口去看外面的世界，也许两者都有。薛朗睁开眼，从桌角抽过钢笔，在结尾处添了一句话，字迹潦草却笃定：
“他走了很远的路，可每一次回头，都看见那盏灯亮着。“
第二天天刚亮，军部的吉普车就碾着新雪开到了哨所门口。车上下来三个人，一个穿军官制服的中年人，两个穿便服的技术人员，挎着相机和工具箱。带队的是军部侦察科的副科长周秉文，大高个，一张瘦长脸，下车先跟钟启东握了手，没多寒暄，直接说：“先去看现场。“
薛朗领着他们去山坳石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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