裤腿的泥。
“苗圃里我跟你说的，账要平，苗床也要平。“她背起锄头，“你那本账，平不平我不管，可你人得平。别把自己算丢了。“
“记着了。“
她走了几步，又回头：“陶爱民。“
“嗯。“
“那句话我说完了。你那句准话，我也收着了。剩下的，等你分配定。“
她朝山下走去，围裙在风里飘了一下。
陶爱民在田埂上坐了很久。手背上的泥印子干了，他用指甲抠了抠，没抠掉。
他想起父亲那块工牌。父亲说手在活就在，可父亲的手，没护住自己。苏晓晴方才那句“别把自己算丢了“，跟他撕账本那夜想的事，是一个理——他进体制，是为了让更多的手有活干，可别到头来，把自己那双手也算没了。
傍晚回宿舍，他把窗台那两棵桃苗浇了水。苗活了，抽了新叶，嫩绿得扎眼。他盯着那点绿看了很久，忽然觉得，这趟回来，身上多了两样沉甸甸又轻飘飘的东西：父亲那句“你能这么想，比当多大的官都强“，和苏晓晴那句“我等你分配定“。一个从根上来的，一个往远处去的，把他夹在中间，反倒稳了。
论文最后一页，他写的是“初次分配要让干活的人拿得多“。这回他信了——不是信纸上的理，是信田埂上那个沾泥的姑娘，和车间里那块擦亮的工牌。
夜里，他把那张贺年卡翻出来，压在论文上。卡上“静候分晓“四个字，如今有了着落：分晓不在他嘴上，在他要走的那条路上。
他忽然觉得，这一趟回来，肩上轻了，心里却重了——轻的是没了那笔买不下厂的执念，重的是真要去做的事，一件件都压在日程上。苏晓晴那句准话，他收着；父亲那块工牌，他记着；这两样一前一后，够他把前半程走稳，也够他提醒自己，别在半道上把人算丢了。
分配，就在这俩月里。
他把抽屉关上。夜很深了，窗外梧桐的影子投在墙上，晃了晃，又静了。这一章，先到这里；下一章，是跟舅舅的那场谈话，是把三百三十多万，一笔一笔，交出去的头一道关。
而资产清零的那张清单，还压在抽屉最里头，等着他一笔一笔去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