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下旬，临江落了头一场霜。梧桐叶在前几天的北风里掉尽了，剩下枝子，一根一根指着灰白的天。宿舍楼后的锅炉房烟囱冒白烟，一早一晚，煤烟味压着霜味。
星期一上午没课，陶爱民从图书馆回来，远远看见宿舍楼门口蹲着个人。藏青棉袄，袖口磨得发亮，脚边两条麻袋，鼓鼓囊囊。是表哥杨卫东。
“哥，你怎么来了。“
“想你了呗。“杨卫东站起来，拍拍手上的灰，咧嘴一笑，“给你带的花生，妈亲手炒的，说你打小就爱吃这一口。“
两麻袋，一条少说五十斤。陶爱民掂了掂，先搬到门房，寄在老陈头那儿。老陈头直摆手说使不得，末了还是收了，说搁煤炉边上，潮不着。只是埋怨了一句：“大老远扛这个，火车上多招人眼。“
招人眼三个字，陶爱民记下了。往后交代涂老板那边，凡走现金，宁肯多跑一趟，也不并成一趟。
中午，两人在校门外的小面馆坐下。两碗阳春面，一碟猪头肉。杨卫东不喝酒，要了碗面汤，吹着热气。
“铺子忙不过来了。“杨卫东说，“秋收那阵子，拖拉机、脱粒机排队修，我带四个人连轴转，最长一回一天一夜没合眼，末了还压着十几台机器。镇里上个月开会，说支持联户办厂，场地能批，信用社贷款有优惠。我想把隔壁门面盘下来，上一台车床，再压一批配件。“
陶爱民没接话，先问：“去年到今年，流水多少？“
“没细算过。“杨卫东挠头，“反正手里没断过钱。“
“修一台小拖拉机，收多少，料钱多少？“
“收三十上下，料钱十来块。配件加两成卖。“
“欠账多不多？“
“乡里乡亲，记账的多，年底清一回，差不多都能清上。“
“雇的那四个人，工钱怎么发？“
杨卫东答不上来了。抽屉里一把白条，哪笔是货款、哪笔是工钱、哪笔是垫的油钱，他自己也说不全。
陶爱民把筷子搁下，等面端上来，才慢慢开口。
“哥，铺子是铺子，厂是厂。你要扩大，别在铺子里头扩，另起一个摊子——注册个公司。名字我都替你想好了：东方实业。“
“东方实业？“杨卫东把这四个字念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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