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四号，系办公室的长途电话找到陶爱民。传达室老头扯着嗓子在楼下喊了三遍，他从四楼跑下去接，话筒里是宋头的声音，隔着几百公里，有点哑。
“破一千了。“
四个字，说完就是电流声，滋滋啦啦。
“营业部里空得很，行情板上一大片绿。上个月还有人喊着抄底，这个月没人吭声了。“宋头顿了顿，“涂老板让我跟你说一声。账上没你的东西了，就是报个信。“
“知道了。谢谢宋哥。“
挂了电话，他站在传达室门口没动。五月的太阳照在水泥台阶上，白花花的一片，晃眼。
一千五百五十八，跌到一千。四个月，跌掉三分之一还多。
他回宿舍，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贴满剪报的本子，翻到二月中那页。评论员文章的标题抄在正中间，《警惕证券市场的非理性繁荣》。他从这一页往后，用铅笔拉了一张表，三栏：日期，报纸怎么说，指数在哪里。
二月十六，一千五百五十八，历史新高。
二月二十二，评论员文章，第一次出现“投机过热“，第一次出现“泡沫“。
三月，“加强监管“的提法见了三回报。
四月，地方报纸开始登股民来信，标题都是现成的——《我被套牢的一百天》。
五月十四，破一千。
表拉完，铅笔搁下。他对着那张表看了很久，又把本子往前翻，翻到去年抄的那些版面。一个字都没抄错。
字在先，数在后。报纸上的字是风向，指数是船。船头调过来总要比风慢半拍——可只要风换了，就没有不转的船。
食堂那块抄行情的黑板还在老地方，粉笔字停在四月中，没人再往上写。一半的字被袖子蹭花了，剩下的几个数字孤零零地挂着，像退潮后搁在滩涂上的几条鱼。
打饭的时候他碰见了赵老师。教投资学的赵老师排在队伍中间，端着搪瓷缸，打了二两饭、一个素菜，菜只要了半份。两个人的目光碰了一下，赵老师点了点头，很快把头别过去了。三月份的时候，赵老师账户上是三万快四万。他没打招呼。这种时候，不打扰就是体面。
晚上路过宿管室，老陈头隔着窗户招手，叫他进去，压着嗓子，脸上有点挂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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