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二号，第一批新股上市。
陶爱民是在报刊室里看到消息的。《解放日报》第二版，半个版面全是行情表。密密麻麻的数字，他一行一行地找，找到自己认购的那几只。
他看了很久。
发行价六块一的，开盘二十八。发行价五块八的，开盘三十二。发行价七块二的，开盘三十五。最猛的一只，发行价五块五，开盘直接报到四十块。
平均下来，上市价是发行价的四到六倍。
他把行情表上的数字一个一个抄进笔记本。抄完之后合上本子，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
老孙头在窗边打瞌睡，花镜滑到了鼻尖上。电风扇吱吱呀呀地转，吹得桌上的报纸翘起角来。
他睁开眼，开始算账。
九万股新股，平均发行价六块，总认购成本五十四万。上市后平均价三十块左右。九万乘三十，等于两百七十万。
两百七十万。
他又算了一遍。数字没变。
手里还有一千五百一十张未中签的认购证——两千零一十张减去黑市卖掉的五百张。黑市价现在两百块一张，一千五百一十乘两百，三十万零两千。
加上之前卖五百张认购证到账的十二万五，以及认购后剩的两万多零头。
总资产，三百一十万出头。
扣掉涂老板的借款三十五万本金，加上三个月利息两万一，净负债三十七万一。
净资产，两百七十多万。
两百七十多万。
这个数字搁在一九九二年，是什么概念？一个厅级干部一年的工资不到三千块。两百七十万等于他九百年的工资。
他坐在报刊室的旧藤椅上，面前摊着账本和行情表。电风扇转到他这边的时候，纸页被吹得哗啦啦响。
他没有站起来，没有喊，没有笑。他拿起笔，在账本最后一页写了一行字：
“第一笔，够了。这不是终点，这是起点。“
写完他把笔帽扣上，把账本合上。
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庆祝，而是算债。
账本摊开，他一条一条列：涂老板，三十五万，月息两分，三个月到期，九月连本带息三十七万一千——生意人的钱，一天都不多欠；舅舅两万，父亲五千，周文远三千——这三笔是家里的钱，不急，但年底前必须清，清的时候要带息，要让借钱的人体面。
股票还没卖。账面上的两百七十万是纸面的，纸面的钱不等于手里的钱。他给自己排了顺序：第三轮摇号一出，先清涂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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