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第二轮摇完一起算。“
“我不是催——“
“我知道你不是催。“陶爱民把账本合上，靠在椅背上，“我是在算，如果明天涨了，后面会涨多少，涨多久，什么时候该走。“
宿舍里安静了一会儿。赵鹏飞和另外两个室友去自习了，屋里只有他和周文远。窗外的路灯照进来一块黄色的光，落在地上，像一张旧报纸。
陶爱民想起一个人。
不是这一世认识的人。是他记忆深处的——一个省厅的厅长，姓什么来着。好像是姓方。方厅长。
那年牛市来了，方厅长手里有点闲钱，跟着风进了市。先买了两万块，赚了。又加了五万，又赚了。到了年底，账面上滚到了两百多万。人人都说方厅长眼光准。
方厅长也觉得自己眼光准。身边的人劝他落袋为安，他说“再等等“。再等一等，还能涨。
后来熊市来了。从高点往下掉，一开始是慢跌，方厅长说“回调正常，再等等“。后来是急跌，他说“已经到底了，再等等“。等到他想卖的时候，两百多万变成了三十几万。
再后来，有人把方厅长在股市里的进出记录送到了纪委。公款炒股，违规。方厅长被免职，降为副处级调研员，提前退休。
退休前他跟人喝过一次酒，喝到最后说了一句话。不是“我运气不好“，也不是“我不该炒股“。他说的是——
“我不是输给了运气。我是输给了'再等等'。“
陶爱民当时坐在旁边，手里端着茶杯。那句话他记了很多年。
现在他十九岁，坐在大学宿舍的硬板床上，手里攥着两千零一十张认购证。明天上海股市全面放开股价，所有人都在说“要涨了“。他的账面利润可能翻倍、翻三倍、翻十倍。
但“再等等“三个字，像一根针扎在脑子里。
他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写了一行字：
“五月二十一日不卖。五月二十五日之前必须开始卖。“
写完他把纸条折了两折，压在枕头底下。
“写的什么？“周文远凑过来。
“纪律。“
“什么纪律？“
“卖出的纪律。“陶爱民把枕头放好，“涨的时候人最容易犯一个毛病——觉得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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