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周沉默了一会儿。他把钱重新装进信封，塞进夹克内兜，拍了拍胸口。那动作像是在确认什么东西还在。
“学生伢，你是个好人。“
“周叔，这不是好不好的事——“
“我要是发了财，忘不了你。“老周站起来，眼眶有点红，鼻子吸了一下，“你这趟帮我的忙，我记着。你是第一个没嫌弃我、还肯帮我盘算的人。“
陶爱民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有些话在这个时候说出来反而轻了。他从抽屉里翻出一张纸，把规划写清楚——哪个营业部、几月份买、买几张、买完怎么藏——折好塞进老周的手里。
陶爱民送他下楼。老周走的时候步子很快，夹克的后摆被风吹起来。他走到校门口又回头，冲陶爱民摆了摆手，然后拐上了那条通向火车站的路。
陶爱民站在宿舍楼下，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梧桐树的阴影里。
四百块。十三张认购证。坐了十一个小时硬座。
他想起一个画面。不是这一世的画面，是更早的——他坐在办公室里，办公桌比这张课桌大三倍。桌上摆着红头文件，签字笔搁在笔架上。秘书送进来一份材料，某县的扶贫报告，上面写着一个数字：人均年收入三百二十元。
他签了字。批了拨款。然后材料进了档案柜，下一份文件递上来。
三百二十块。四百块。差不多的数字。但坐在办公室里看一个数字，和看着一个瘦小的中年人把皱巴巴的钞票倒在课桌上，是两回事。
前者是数据。后者是人。
他以前在汇报里汇报过无数遍“为百姓服务“。五个字，笔画清楚，含义明白。但写了三十年，他不确定自己有没有真正看见过这五个字长什么样。
今天他看见了。就长那样——一个缺了门牙的票贩子，提着一个拉链坏了的人造革包，坐十一个小时硬座，攥着四百块钱来找一个大学生。
风从梧桐树叶子的缝隙里吹过来。五月的阳光很暖。陶爱民在楼下站了很久，直到上课铃响了才回过神来。
他想起第一次在东风路集市上见老周的那天。那天也是这样，有风，有阳光。老周蹲在摊子后面，手里拿着秤，抬头看了他一眼。
“买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