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老师又绕了几句，无非是“以学业为重““别走弯路“之类。陶爱民一一应着，态度诚恳，表情平静。出了办公室他看了一眼手表，两点十分，下午的课还来得及。
陶爱民听到那些闲话的时候，正在报刊室里帮老孙头装订过期的《经济日报》。老孙头坐在窗边打瞌睡，阳光照在他的花镜上，反射出一道白光。
他没跟老孙头解释什么。解释是最没用的事情。把事做成了，比说一万句都管用。
周文远倒是替他着急，隔三差五就来宿舍找他。“你就不怕他们真把你怎么样？辅导员都找你谈话了。“
“找我谈话又不是处分。他也是走流程，有人反映了他不能不管。“
“可你天天在报刊室看报纸，人家说你不上课——“
“我哪天旷课了？你帮我数数。“
周文远数不出来。陶爱民的出勤率是全班最高的之一。他只是把课余时间全泡在报刊室里，别人看他不自在，觉得这人有问题。
“别人怎么看你不重要。“陶爱民说，“重要的是你手里有什么。“
“我手里就三千块钱，还在你那儿压着。“周文远说完自己先笑了，笑得有点苦，“别人是拿闲钱看我笑话，我是把家底押给你了。“
“押对了。“陶爱民说，“到年底，连本带息，一分不少。“
四月下旬的一个下午，他在《文汇报》第四版看到一条消息。
消息很短，只有两行字：上海证券交易所拟于五月上旬调整股价涨跌幅限制，具体方案待定。
他看了两遍。把报纸放下，又拿起来看了第三遍。
涨跌幅限制。调整。
他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脑子里有一个数字跳了出来——六百一十六。另一个数字跟在后面——一千二百六十五。
那是他记忆里的东西。模糊的，像老照片褪了色。但数字还在。
他睁开眼，把那条消息剪下来，夹进笔记本。
他把笔记本翻到前面几页，看见三月中旬剪下来的那条豆腐块消息，旁边的空白处写满了数字——中签率、发行价、认购倍数。现在他又添了一行：五月，涨跌幅限制调整。
窗外梧桐树的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老孙头翻了个身，继续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