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初的临江还冷着。陶爱民从上海坐了一夜硬座回来，脸上带着那种长途车特有的灰。他没先回宿舍，绕到学校后门的小卖部，买了一卷宽胶带和一叠旧报纸。
两千零六十六张认购证，六万多块钱的纸片，得分三个地方藏。这是他在火车上就盘算好的。鸡蛋不能放一个篮子里——这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是他见过太多人把东西搁在一处，到最后连根拔起。
宿舍在三楼，四人间。他的铺位靠窗，下铺。趁室友都不在，他把床板掀起来。五百张认购证用报纸裹了三层，外面缠上胶带，压在床板下面。床板放回去，铺上褥子，看不出异样。他用手按了按，没声。
图书馆报刊室在二楼东头。管报刊室的老先生姓孙，六十多岁，一副老花镜架在鼻梁上，整天坐在窗边打瞌睡。陶爱民这半年常来帮他整理报纸，分类、装订、编号，手脚利索。老孙头嘴上不说什么，但上学期末往他手里塞过两个茶叶蛋。
这天下午他拎着书包进去，从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八百张。他没多说话，把纸袋搁在报刊室角落那个铁皮旧柜子最底层，上面压了一摞过期的《经济日报》。
老孙头抬了抬眼皮。
“孙老师，这摞报纸我先存着，回头帮您裁剪。“
老孙头“嗯“了一声，把花镜往鼻梁上推了推，又闭上了眼。
陶爱民知道这个“嗯“是什么意思。不问，不看，不管，但也不赶你走。在机关里待过的人都明白，这种沉默比任何承诺都可靠。
最后七百六十六张，他放到了火车站旁边的邮局寄存处。一个绿色铁皮箱，钥匙挂在寄存处老大姐腰上。交了三个月租金，十二块钱。老大姐登记的时候瞟了他一眼：“存啥贵重物品？“
“几本杂志。“他笑了笑。
回到宿舍洗了把脸，换了身干净衣服，去食堂打饭。油菜炒肉，二两米饭，一碗紫菜汤。一块二。他坐在靠墙的位置慢慢吃。
周文远端着盘子过来，一屁股坐到对面。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上海的事。“
陶爱民扒了一口饭：“还有二十天。“
“二十天。“周文远叹了口气，用筷子在桌上划了一道，“我算过了，三月三十一号摇号。今天是三月十号，二十一天。“
“那就还有二十一天。“
“你倒沉得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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